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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从春秋末期李悝制订第一部系统法典《法经》六篇起，自秦汉以迄明清，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尤以承前启后的《唐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最为后人所称道。
武德元年，李渊废除了隋炀帝的《大业律》，命裴寂、刘文静等人依照隋文帝的《开皇律》，修订了一部新律令，并于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是为《武德律》。
《武德律》虽然对《开皇律》有所损益，但基本上一仍其旧，没有太大发展。
所以李世民即位后，立即着手对《武德律》进行完善。
他采纳了魏徵“专尚仁义，慎刑恤典”
（《贞观政要》卷五）的建议，依据儒家的仁政思想，进一步加强“德主刑辅”
的立法原则，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法律，积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颁行了一部严密而完备的法典——《贞观律》。
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领衔，以《贞观律》为蓝本，修订并颁布了《永徽律》。
稍后，鉴于当时中央和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李治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
这些内容称为“律疏”
，附于律文之下，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天下，律疏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这部法典当时称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简称《唐律》。
《永徽律疏》是唐高宗秉承李世民遗训，在贞观立法原则的指导下，按照《贞观律》的基本精神修订的。
直至唐玄宗时，人们仍然认为《贞观律》与《永徽律疏》是“至今并行”
的。
由此可见，《唐律》实际上是定型于贞观时期，而完善于永徽年间。
《贞观律》和《永徽律疏》的制订和颁行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们确立了中国古代刑法的规范，并且影响遍及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各国，乃至在世界法律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独树一帜的一大法系。
自唐以降，五代、宋、元、明、清各朝莫不奉《唐律疏议》为圭臬，虽代有损益，但终不敢越出其规范之外。
元代律学家柳赟说：“所谓十二篇云者，裁正于唐，而长孙无忌等十九人承诏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范甚详，节目甚简，虽总归之唐可也。
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
（《唐律疏议?序》）
清代律学家吉同钧也说：“论者谓《唐律疏议》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为宋元明清之矩矱，诚确论也！”
（《律学馆大清律例讲义?自序》）
由此可见，定型于贞观时期、完善于永徽年间的《唐律疏议》，在后世法学家的眼中确实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成文法典。
在古代中国，法律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
因为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
在它头上还有一个最高权威——皇帝。
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皇权绝对高于法权。
法律之所以被皇帝制订出来，并不是用来约束皇帝本人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臣子和老百姓。
正所谓：“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
（《管子?任法》）
韩非子也说：“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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