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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个叫陆坚的中书舍人，就曾经在朝会上公开发牢骚，说这些院士都是吃干饭的，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徒然浪费国家资源而已，还说他一定要上疏，奏请皇帝撤销书院。
张说听说后，亲自去找陆坚，当面给他上了一堂政治课：“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
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
陆子之言，何不达也！”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这段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国家太平无事之时，通常都会大兴土木，纵情声色。
可惟独当今天子能够尊崇儒学，延揽文士，研究古籍，阐扬经典，这么做对国家大有裨益，相应的花费实在算不上什么。
可见陆先生您说的那些话，是何其无知、何其狭隘啊！
很显然，张说这番话，表面上是说给陆坚听的，其实是说给玄宗听的。
玄宗得知此事后，当然对张说非常满意，也对他越发倚重。
而那个毫无政治头脑的陆坚，则引起了玄宗的强烈反感，这辈子要想再升官，估计是比登天还难了。
张说自从取代张嘉贞成为中书令后，就成了帝国的首席宰相，然而在他看来，自己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很多无形的制约，难以放开手脚。
让他感到掣肘的，并不是具体的哪个部门或官员，而是唐朝的宰相制度本身。
唐代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大多数时候，宰相都在六至十人之间。
这些宰相本身都是三省或六部的长官，上午在“政事堂”
集中议政，下午各回本省或本部办公，所以都是兼职宰相。
而政事堂也只是举行联席会议的场所，并不是凌驾于三省六部的决策机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集思广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个别宰相大权独揽。
此外，从机构职能来看，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驳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三省之间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也能有效防止宰相专权。
尽管到了玄宗时代，宰相名额已缩减为二至三人，首席宰相的权力也已远远大于初唐时期，但是制度的惯性力量仍在，所以就算是首席宰相，在具体工作中也还是会受到很多限制。
为此，张说极具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改革计划。
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在得到玄宗的批准后，“政事堂”
被取消，改为“中书门下”
，同时下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管各项政务。
这是大唐立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行政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引起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首先，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绝不仅仅是改一个名称那么简单，而是从一个议政场所变成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次，无论宰相是三省长官还是六部尚书，也都由兼职变成了专职，从此不需要在宰相官署和本司之间两头跑。
“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
（《旧唐书·杨国忠传》）；最后，中书省和门下省成为一个联合的宰相官署，就意味着把门下省的驳议之权取消了；同时，五房的行政职能又基本对应于尚书省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就相当于把尚书省的行政权力也架空了。
如此一来，中书门下既是最高决策机构，又兼具最高行政机构的职能，首席宰相便可以随时绕开六部，让五房直接贯彻他的政策意图了。
上述三点变化，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三省分工趋于模糊，分权体制宣告瓦解，首席宰相一人独大。
这项改革的好处是：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彻底杜绝扯皮、推诿等现象，可以迅速而高效地执行皇帝和宰相的政令。
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极易导致宰相专权。
若干年之后，大唐帝国之所以会出现一个独揽朝纲十九年的权相李林甫，未尝不是此次改革埋下的祸根。
完成上述这几项重大改革后，张说就步入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了。
此时的张说上有天子宠信，下有百官拥戴，要声望有声望，要政绩有政绩，要地位有地位，要权力有权力，真可谓万事顺遂，风光无限。
一般人走到这一步，肯定会感到心满意足了。
可是，张说并不满足。
对他来讲，这一切固然令人自豪，却不足以令他止步。
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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