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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刑法。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刑法，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待死刑的态度。
而贞观法治之所以被后人津津乐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宽仁慎刑”
的理念以及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
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就依据“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
的立法思想，以诏令的形式对“死刑复核”
做出了严格规定：“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死刑）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如此，庶免冤滥！”
（《贞观政要》卷八）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议刑”
的死刑复核制度。
在上一章我们说过，李世民曾在贞观元年正月废除了五十多种绞刑条款，而随后继续修订律法时，贞观君臣又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把多达九十二种的死刑罪名降格为流刑，又把七十一种流刑降为徒刑。
除此之外，“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旧唐书?刑法志》）。
在这种“宽仁慎刑”
理念的引导之下，到了贞观四年，国家就出现了“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的良好治安形势。
当时唐朝的户数将近三百万，若以平均一户六口人计算，总人口大约1800万。
以这个人口数量来看，这个死刑人数的比例显然是非常低的。
“几致刑措”
是中国历史上经常用来形容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的词汇，其意思是刑法几乎到了搁置不用的地步。
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近代欧洲的相关数字，就更容易明白这种形容词绝非过誉。
在18世纪的英国，死刑罪名多达222种，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滥用死刑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偷窃一先令，或者是砍了一棵不该砍的树，又或者写了一封恐吓信，甚至仅仅是与吉普赛人来往，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
到19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少年因偷窃一把勺子而被判处绞刑。
由于刑法的严苛和泛滥，导致每年被判死刑的高达1000人以上，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000万。
生命权是最为重要的人权。
对死刑的慎重意味着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
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7世纪的中国唐朝在“人权领域”
显然要比18世纪的英国先进得多。
当然，毋庸讳言，无论贞观时代的法治精神多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当时的中国毕竟仍然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如何尊重法律、慎用死刑的皇帝，他都难免有独断专行、枉法滥杀的时候。
贞观五年发生的“张蕴古事件”
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蕴古，河内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曾任幽州记室，武德九年十二月因呈上一道“文义甚美，可为规诫”
的奏疏《大宝箴》，博得李世民的赏识，被擢升为大理寺丞。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由皇帝一手提拔的人，也难免在皇帝的一时盛怒之下被错杀。
事情缘于一个叫张好德的人，此人因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妄为妖言”
，被有关部门逮捕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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