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莫过于救国与革命。这个世纪狂飙突进。没有哪个世纪像这个世纪战争与革命风起云涌，金石掺瓦砾大浪淘沙。没有哪个世纪像这个世纪以如此众多的精神财富砥柱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流。

叱咤风云的人物纷纷消失之后，历史便成为一笔巨大遗产，完整无损地留给了我们。

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在世界东方，不知多少人因中国而失掉名誉，又因中国而恢复名誉。“盖棺论定”讲一个人生命的完结，却不能讲一段历史完结。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常说殊途永远无法同归。

无终结的历史。

无终结即是一切的终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西安事变之后，各种力量在急剧地重新分化组合。

1937年4月中旬，作为西安事变达成的默契之一，蒋经国回到上海。

接到回国通知后，蒋经国问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

斯大林希望他回国。

回国之前，斯大林召见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国难当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你应该回去！你在苏联13年了，把苏联的革命精神带回去，为你们国家的独立强大，人民生活的幸福愉快而努力。”

13年前五卅运动爆发，蒋经国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与同学一道参加反帝游行，被学校当局以“行为不轨”开除。转到北京一所国民党人子弟学校学俄语，又跟着北京学生上街示威反对北洋军阀政府。这回他没有跟着队伍回来，受了两个星期监禁。

鲍罗廷推荐这个既热衷于学运和游行又万分狼狈的青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临行时其母毛梅涕泪纵横，蒋经国陪着流泪，却不敢违背其父的意志。蒋介石严厉地训他：“这一回一定要立志出国深造！”

那一年蒋经国15岁。在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中似一只鼓胀的风帆，也似一片吹脱的落叶。他从何处来？他向何处去？他本人也不甚清楚。

突进的狂飙，是看不见的手。

在中山大学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辩论会上，第一届学员中年龄最小的蒋经国穿身皮夹克，头戴列宁帽，站在演讲台上口若悬河。他总是捧着一堆书，引证马克思、列宁的论点。他讲话像打机关枪，一面飞快翻书寻找导师讲过的话，然后讲自己的立场，接着又找下一段引文。

1927年2月，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青年工人斯施云代表中山大学青年团在开幕式上讲话，蒋经国做他的翻译。演说结尾，斯施云与蒋经国面对群情振奋的会场，用中文与俄文共同高呼：“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少共国际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消息更似晴天霹雳，震动了中大全体师生员工。全校沸腾一般庆祝这个伟大胜利。很多人眼含泪花，跳上台只喊了一声“同志们”就哽咽住了。庆祝大会结束，全校师生冲出大门，一直游行到共产国际大厦。蒋经国走在游行队伍前头，又蹦又跳地呼喊着：“上海拉期（上海是我们的）！”

但上海是他父亲蒋介石的。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群情哗然。苏联《消息报》1927年4月16日刊登，“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几天后，他发表的反蒋声明由塔斯社传往世界各地。汉口《人民论坛》报1927年4月24日全文转载：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苹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同学们把他举起来抛向空中，“乌拉”之声沸腾一片。

当蒋介石的名声在莫斯科一落千丈之时，蒋经国的名声却与日俱增。莫斯科人纷纷打听“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第三国际将他转为共产党员，送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深造。王明派的共产党人盛岳后来写回忆录提及此事还垂头丧气：“倒霉的是我们没有一个像蒋介石那样的父亲。”

1936年1月，列宁格勒《真理报》刊登了蒋经国写给母亲毛福梅的一封信：

亲爱的母亲：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10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经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象并不相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

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已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技师，母亲在同一间工厂当职员，儿子是熟练工人，女儿在工厂学校上学。他们是真正地过着亲爱的家庭生活，他们互相敬爱，这个家庭是建筑在相当的政治主张之上。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会想起生我的母亲。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有那样的幸福？但是问了以后又怎样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

……

我在写这几行文字时，不但自觉地握紧了拳头，胸中燃起对仇敌的愤怒和痛恨，恨不得将这样的仇敌马上驱除。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儿都不能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支配因素和统治分子的联系关系不清楚，对自然世界变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母亲！我希望您和见到这封信的人们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事情，以最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罪恶、威胁和混乱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混乱和威胁的战争，谁应该负责？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人饿死的事吗？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以自己光荣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

……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他虽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这种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蒋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过去俄国反革命将军高尔察克、邓尼金、乌兰克尔等所走过的道路。红军前进的道路必定是苏联的红军——光荣的胜利者走过的道路，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完全了解的。

……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

……

您的儿子蒋经国

1935年1月23日

蒋经国写这封信的时候，遵义会议刚刚结束，准备北上入川的红军正在赤水河畔与川军激战。这封信广为传播，轰动一时，《纽约时报》1936年4月29日还刊登了此信的摘要，使蒋介石颇为难堪。

现在，按照国共两党的安排和斯大林的意志，他要回国了，要去见那个“中国人民的仇敌”、“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的父亲，如何才能使会面不过于尴尬呢？

蒋经国挖空心思。在蒋廷黻大使的帮助下，他给其父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小装饰品，给宋美龄选了一件波斯羊皮外套。

蒋介石根本不在乎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和波斯羊皮外套，就像不在乎这个儿子把他称为“笨蛋”、“军阀”、“仇敌”、“罪犯”一样。他在杭州一座叫做“澄庐”的湖滨别墅等着阔别十三年的儿子，并派小时候与蒋经国一起生活过的族侄侍卫蒋恒祥专程去上海迎接蒋经国。透过落地玻璃窗，看见十三年前走掉的儿子被带到门前、宋美龄满面微笑地迎上去的时候，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纹丝不动。这个在战场上东征西讨南攻北伐的战争枭雄，此刻却在用报纸挡住湿润的双眼。

从莫斯科飞来了蒋经国，从延安飞走了李德。

1939年仲夏一个星期日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在窑洞中酣睡的李德被一名通信员唤醒。

面前是张闻天写的一张纸条：“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

从此，他离开了中国。

1932年初，他也是被突然派来中国给佐尔格送款。

也许也像这样被人从梦中唤醒，也像这样凭一张纸条？

来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化名、假护照、假职业。走的时候却倒很是安全。蒋介石提供的专机。周恩来与他同机。毛泽东在机场道别。

来的时候一腔激情。

走的时候满腹怨愤。

他认为中国同志亏待了他。中国革命亏待了他。他承认的唯一缺点，是不了解中国国情。

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不了解中国实情。当他在根据地看到简陋的医疗卫生条件、粗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术器具时，不也大发其火、相当严厉地指责八路军的医生们吗？

1938年5月1日，白求恩率加拿大医疗队离开延安，6月初到达岚县。6月中到达五台。到达五台以前，他写了下述报告：

“医疗技术：相当差。没有合格的医生，亦无医科学生。医生缺乏外科原理、消毒、防腐等基本知识。”

“医院的设备：很差。没有床上用的便盆、便壶，也没有床单、枕头，仅有五十床供重伤员使用的棉被……没有达金氏冲洗液，胶皮管、灌肠器，也没有胶皮垫子和手套。只有十几块当夹板用的木板……”“食物：不充足。几乎没有肉，亦无蛋、牛奶等食物……”

白求恩也好，李德也好，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革命，难免在不了解情况，甚至在根本就不理解情况的情况下，从他们原有的条件、环境，从他们原来接受的知识和受到的训练出发，发出一些对我们革命情况不尽适合的命令与指责来。

关键还是我们中国同志。

我们是学习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长处，引导他们认识中国实情，还是把他们的经验奉若神明、把他们的话语当做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是先生，同时也是学生。不把握这一点，不引导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不用事实去向他们证明他们某些东西与中国实情的脱节处，结果反而限制了他们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

把李德捧得高而又高的同志，最终反而害了李德。

1936年在陕北，李德曾深有感触地对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他并非一无所获。

伍修权后来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他作为一个外国革命者，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七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不过当时我们在领导上把他摆错了位置。……他的错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其客观因素，即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特别是中共党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此，我们都应更客观和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白求恩后来终于理解了中国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他真心实意地向那些在简陋环境中用简陋器械完成救治的中国医生道了歉。那张他躬身在一个简陋的破庙里实施手术的照片，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白求恩形象的写照。那个地方做手术肯定不符合西方医学要求，但又恰恰是这张照片，活生生展现了这位外国专家献身中国革命的感人情景，也成为白求恩一生中最动人的形象之一。

在他去世以后，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称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篇文章后来成为脍炙人口的“老三篇”。

这位在十几亿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加拿大人，终于使其本国人民也知晓了这个英雄。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加拿大政府在他的家乡建立了一座白求恩雕像，作为中加友谊的象征。

还有李德的上级、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小组负责人佐尔格。

佐尔格1933年以后从上海转去日本。因为在东方对苏联威胁最大的就是日本。头两年他不提供情报，专打基础。他埋头阅读大量有关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颇具独到见解的文章，甚至于1934年加入纳粹党。到1936年中期，佐尔格在日本的地位已经相当巩固，他开始正式工作了。从1936年1月至1941年10月，他向联共（布）中央上报了806份电报情报。还不算此期间通过信使报上去的大量文件材料。

他报告了德日两国准备于1936年11月签订《反共产国际条约》的情况，关东军1936年上半年和1939年中期在满蒙边境军事挑衅的起因和性质；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日军的展开和部署；希特勒德国1939年1月入侵波兰的准备情况；德军入侵法国及其主要战略突击内容；日本在中国扶植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情况等。尤其重要的是，佐尔格及时准确地报告了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准备和日期；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朝鲜、及日本本土上的全部作战实力和部署；他还详细列出了日军各军、师指挥官名单；日本航空工业和坦克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日本石油战略储备情况。

可惜斯大林没有重视佐尔格报告的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日期。苏联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佐尔格搜集的日本情报却受到斯大林的重视。苏军总参谋部据此将大批军队从东方调往苏联的西部战场，终使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反败为胜。

苏联情报史上，还没有佐尔格这样杰出的工作人员。

成功的佐尔格掉以轻心了。日本的特高科早就在注意他，他却不知道这一点。1941年10月，佐尔格小组的重要成员尾崎秀实被特高科逮捕。由于尾崎秀实是内阁近卫首相的顾问和秘书，近卫内阁即刻倒台，新任首相东条英机上任后签署的第一个文件，就是逮捕佐尔格。在狱中佐尔格也一直坚信，他能够像牛兰夫妇那样，获得苏联政府大力的救援。但在审讯和宣判过程中，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苏联政府没有像佐尔格期望的那样，将用交换间谍的方式将他换回。

1944年11月7日，东京鸭巢监狱——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押甲级战犯的监狱——对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执行绞刑。这一天是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佐尔格要求让自己死在这一天。

佐尔格死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无名英雄。苏联政府一直不承认他与苏联有任何关系。1964年，佐尔格牺牲整整20年后，苏联政府正式授予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雄”称号，并颁发列宁勋章；佐尔格的诞生地巴库市一条街道被命名为“佐尔格街”，一艘油轮也被命名为“佐尔格号”。1965年，苏联政府还发行了纪念佐尔格的邮票。不论与白求恩相比还是与佐尔格相比，李德什么也不是。

李德1974年去世。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哪一届德国政府想起来给他立座雕像，作为中德友谊的象征。也没有哪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会认为他是中国革命的英雄。

但他却同样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作为在白色恐怖环境下进入中央苏区的唯一一个外国人，他比白求恩担当着更大的风险。

而且他全程参加了中国革命中最艰苦卓绝、使中国共产党人凤凰涅槃般再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为中国革命了贡献了七年多时间，共同走过了一段最艰难的历程，比佐尔格经受过更大的磨难。

但他被捧得太高了。他从极高处重重地跌落下来，摔得粉碎，再也没有可能成为白求恩和佐尔格，只能成为任何一个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工农红军史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史的人都想和他算算账的李德。

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从德国请来了一个洋教练施拉普纳。

当时足球正在变为中国最关心的运动。邓小平看，江泽民看，普通老百姓更看。赢了球一边欢呼一边看，输了球一边咒骂一边看。如果看半天没有进一个球，双方踢得软不塌塌，发誓说下回再不看了，下回一打开电视机，又坐在那儿呆呆地看。

看了20年，中国足球水平也未被看上去。

于是换教练、选教练、请外国教练。

于是来了施拉普纳。本来找个洋教练，是想详细了解国外的训练情况，学点儿先进的训练方法，但众人却以为来了个大救星，新闻界添油加醋把他捧得高而又高，大报小报“施大叔”、“施大爷”一通猛叫，硬把一个人弄成了一尊神。

施拉普纳带的队伍还是输了球。眼看他也不过一个凡人，“施大爷”的称呼也变成了“施老头”终而“死老头”。

施拉普纳与李德同乡，同是德国人。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他训练严格，要求标准高。但到中国来教球，对中国的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不是很了解，也无法翻手之间就能使中国足球起死回生。

当初就是寄希望于李德，希望他带来先进的战略战术粉碎蒋介石的“围剿”。

虽然不过是足球，20世纪90年代的施拉普纳，也颇像20世纪30年代的李德。

先把外国人捧足、后把外国人骂足的我们，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又在哪里？

李德尴尬地夹在北洋水师的汉纳根和国家奥林匹克队的施拉普纳之间。

毛泽东1949年写一篇《别了，司徒雷登》。

1939年，他却没有写一篇《别了，李德》。

20世纪90年代，更无人去写《别了，施拉普纳》。

无人写，也没有关系。

1888年诞生的《国际歌》就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还有那个“九一八”事变的急先锋、昭和军阀集团中最富战略头脑的石原莞尔。

1931年因为不能直接吞并中国的东三省，石原莞尔声泪俱下。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不赞成扩大侵华战争。

当时石原莞尔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跃升为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陆军大臣杉山元夸下海口“一个月左右解决事变”，石原莞尔却不这么看。他觉得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敌、以蒋介石的中央军为敌，日本军队都有把握战而胜之，但以整个中华民族为敌就非同小可，日本将很难从其中脱身。他主张把准备对苏联作战放在首位，不能再扩大侵华战争。

日军攻入南京前，石原莞尔见中国抵抗力量如此强大，更主张早日讲和，认为否则日本将陷入中国泥沼不能自拔。如此不但增强中国方面抗日的意志，更会使中国共产党势力壮大。所以，应趁蒋介石还掌握全国统治权时与其媾和。

当时日本政府也考虑通过德国的调停与中国讲和。但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全胜已经指日可待，向即将战败的中国提出讲和是不合时宜的；甚至从来宣称以文官政治为己任的首相近卫文麿也坚决主张打到底。

这场争论中，赞成扩大侵华战争一方由于有天皇支持而取胜。石原莞尔是失败者。

这时天皇裕仁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1937年9月初，裕仁提出在宫城内成立帝国大本营，但后来大本营直到11月中旬才组成，一半原因是上海战事的拖延，另一半原因是他给参谋本部的一些指示被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束之高阁。

石原说他忘记了。

大胆的石原当了作战部长依然那么大胆，连天皇的指示不合自己心意也随意处理。

裕仁把愤怒表现得不动声色。石原莞尔被解除作战部长职务，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做参谋长东条英机的助手。支持扩大侵华战争的下村定被启用为作战部长。

失败的石原却料算胜了：日本被淹没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获得极大的发展。

石原莞尔——疯狂的利令智昏的昭和军阀集团中仅存的最富战略头脑的人物。

石原失宠后，1941年被编入预备役，后来当大学教授，在民间组织东亚联盟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日本右翼阵营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1949年，石原莞尔悄悄去世。

石原莞尔的画像、书籍和那些未竟的疯狂想法，一定在其子石原慎太郎家中保存完好。

那个用清水饭团泡制出日本法西斯理论的北一辉，却不如石原莞尔这么幸运。北一辉1936年以“二二六”事变幕后策划者身份被捕，1937年8月被处以死刑。

比较起来，另一个日本法西斯鼻祖大川周明更为幸运。1932年因资助海军军官刺杀首相犬养毅而被捕，判处徒刑9年。1937年获赦出狱，任东亚经济调查局最高顾问、法政大学大陆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列为甲级战犯被捕，后因精神失常，1948年释放。他从此被作为一个不正常的人看待，1957年死亡。

大日本“皇军”的首创者、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活了90岁。

这个早年读过《资本论》的甲级战犯，“二战”后竟然无灾无难。他从20年代就开始记录档案，搜集各种秘密资料。裕仁1925年清洗长州藩时，他又担任秘密警察司令，使他的秘密资料大获补充。1935年他透出一点儿资料，就导致了天皇抛弃“三羽乌”中的头号人物永田铁山。荒木直到1967年去世，一直把这些档案存在身边，里面有很多对裕仁天皇不利的东西。但荒木是一只老狐狸，他透露说，档案中的每一页都已经影印，影印件加封后由一位可靠的朋友保存，如他遭遇不测，这些文件将启封公布。

裕仁身边那么多搞阴谋的行家，偏偏对这个老东西奈何不得。

荒木贞夫平安死去了。藏档案的保险柜仍保存在他家中。

还有那个在台湾做梦都反攻大陆的蒋介石。

1956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具体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

1960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讨后确定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中央认为，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人代去做。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要逐步创造些条件，等待时机成熟。

后来周恩来一再关照统战部门，照顾好在西安的于右任前妻的生活。周恩来还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时间对这一代人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1975年4月5日，农历清明节。晨8点15分，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蒋介石醒来走出卧室。昼夜监护其健康的医疗小组，在一张例行的病历卡上记下：“昨夜，蒋公睡眠安稳，故精神颇佳。”

当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卧室内去世，享年89岁。

子夜，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赶来，依次排队，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

遗嘱不长，三百多宇。大多都是别人早已熟悉的老话。记与不记，似无关痛痒。

况且有哪一个将来，是在靠遗嘱维持的。

蒋介石去世当晚，蒋经国与宋美龄商定蒋的治丧事宜，“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六十公里处的慈湖湖畔”。

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宛如江南蒋之故乡浙江奉化溪口。蒋生前在这里修建一座中国四合院的“行宫”，常来此小住，并嘱咐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将来归葬大陆故乡。

蒋在台湾终其一生，一直在眺望无法靠近的故国山河。他在台湾的行馆，多是和故乡类似的景色。如他最爱去的角板山，以及“暂厝灵柩”的大溪慈湖湖畔，都是他心目中的江浙风情。木妻兰森林区因为面对兰阳、多望、田古尔三溪汇流，每当台风过境，山洪汇集于溪谷，从木妻兰高处往下望，很像气势磅礴的钱塘江潮，蒋介石在此也设有行馆，作为乡愁的延伸。

他知道今生不能，便寄希望于来世了。

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急先锋、曾经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陈诚，到台湾后大搞起土地改革。之所以如此，他认定抓住了国民党兵败大陆的主因。陈诚说，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事实很明显，不进行土改，连在台湾的统治都无法维持。

陈诚将土改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即最高地租不得超过主要农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第二步是公地放领，将台湾当局掌握的耕地所有权有条件地转给农民。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以实物和股票形式征收地主的超额土地，转放于现耕农民。

他通过请吃饭、恳谈和走访等办法，向地主说明：“三七五减租，一方面固然为佃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际上实为保护地主，帮助地主。”他说：“实行三七五减租，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流血斗争，温和地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逐渐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

这可以说是陈诚式的对大陆失败的“反思”。说话之间，不知陈诚心中可会掠过几丝悔之晚矣的悲凉。

陈诚的土改使台湾政局基本稳定下来。封建租佃关系基本被摧毁。大量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粮食产量大大提高，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稳定了国民党的统治。

“围剿”工农红军的悍将陈诚，最后竟以土改专家闻名于世。其所著《台湾土地改革纲要》一书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及阿拉伯等国文字，风行全球，成为很多国家实行土地改革时之重要参考资料。

如此结局，这个行伍大半辈子、立志拯救中国的人，一定始料未及。

陈诚后来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直非常含蓄。1961年8月访美期间，美国人拉拢他，把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坚持美国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他1965年3月5日去世。去世前两天已不能进食，他摒退医生护士，召长子陈履安带纸笔至其身边，口授遗言：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份遗言耐人寻味。既不提“反攻”，也不提“反共”。一些国民党人想在其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1918年被杜志远一火车拉到北京的陈诚，1965年8月葬于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一块儿海拔400米的山腰平台上。

参加中共一大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又最先提出国共合作的国际代表马林，后来回到自己国家荷兰，在码头工会担任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荷兰的抵抗运动，编辑秘密报纸《斯巴达克》，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并判处死刑，于1942年4月牺牲。

大革命失败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武装反抗方针、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回国后担任过高加索区委第一书记，因反对斯大林过分集中的工农业政策，被指为组织反党集团，撤销了党内一切职务。1935年1月，因基洛夫事件自杀。

还有那个叱咤风云的共产国际的中国通米夫。26岁时首先提出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质和分阶段设想，被斯大林称赞为是个贡献；后来又主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改组，扶持王明上台。1938年37岁时，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

还有那个曾给中国革命以巨大影响的鲍罗廷。

1927年7月27日，鲍罗廷从武汉起程，离开他为之奋斗了4年的中国。当他在郑州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八一南昌起义消息像火焰一样传播开来。领导这场起义的，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周恩来。但他什么也没有说。疟疾仍然在折磨着他。他胳膊上仍然打着石膏。他的身体已经垮了，精神也基本垮了。

8月3日，当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开始南下的时候，鲍罗廷乘车悄悄离开了郑州。

就如斯大林后来对毛泽东讲“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一样，在斯大林那里失败者是必受谴责的，不论斯大林原来怎样信任你抑或你实际上多么忠实于斯大林本人。“广州的列宁”鲍罗廷回国后失去了信任，当了造纸和木材联合公司副经理。他对这项新的业务一窍不通。木材和造纸与操纵国民党和共产党、指挥一场大革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极不适应，也干不好。不久被解职，去做工厂厂长。还是不称职，又一次遭到批评。

已经十分低调的鲍罗廷内心的火焰还没有熄灭。他相信还有伟大的革命在等待着他。他开始研究印度，研究在印度开展革命的可能性。但他名气太大了，不可能再去印度担当革命的代理人。德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克劳斯·梅内特说，鲍罗廷给人一种“被废弃了的火车头锈在岔道上的感觉”。

他的确像一辆锈在岔道上的旧蒸汽机车头。中国大革命对他就像消散的蒸气，成为一场遥远的梦。外国记者问他的过去，鲍罗廷总是守口如瓶。

他诸事不顺。担任《莫斯科每日新闻》主编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迅速夺去了他大儿子弗雷德的生命。

鲍罗廷日益变得淡泊，看破一切，与世无争。

他最后还是争了一次。

1948年底，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告诉他，他从前的中国伙伴们马上要掌握政权了。她还带来了一本介绍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书稿。那是在延安走访了毛泽东，在解放区待了很长时间后写出来的。书中未提苏联对毛泽东理论的发展有何贡献，却着意批判了那些“曾在外国学习，特别是在莫斯科，他们能够整段背诵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话，对中国的实际问题则无知到了极点”的教条主义者。

这本书因此不允许在苏联出版。最后一次激动的鲍罗廷打破了对中国问题长达20年的痛苦沉默：“中国人不是在节节胜利吗？他们的理论不可能都是错的！”这是别人听到他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

这一态度给他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为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叫好，自己又是犹太人，鲍罗廷被扣上“民族主义者”、“同外国民族主义者有牵连”的帽子。他1903年脱离“崩得”加入布尔什维克。到了1949年，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崩得”。

1949年2月4日，鲍罗廷在莫斯科被捕入狱，被认定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结束三大战役，全国胜利指日可待。

鲍罗廷活到67岁。1953年9月3日，《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首先报道了鲍罗廷去世的消息。他死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时间是1951年5月29日。他在集中营仅仅活了两年。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雅各布斯说：“这颗曾在中国上空闪烁得如此光亮而短促的明星，燃为难以寻觅的灰烬，融合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外冰冷的土地之中。”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他特意抽时间拜访鲍罗廷的夫人法尼亚·谢苗诺夫娜。20年代在中国，人们习惯称她为“范娅”。憔悴的谢苗诺夫娜拿出一张鲍罗廷身穿中国丝绸衬衫的照片，和一条她用俄文绣的“永恒的友谊和纪念”的丝巾递给周恩来。端详着泛黄照片上三十多年前的鲍罗廷，和渗透着衷心祝愿的丝巾，周恩来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启口。他紧紧握住谢苗诺夫娜的手，说：“请多多保重。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鲍罗廷。”

鲍罗廷一直到1964年才恢复名誉。起因是中苏分裂。莫斯科为证明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关心中国革命，重新抬出了鲍罗廷。

1964年6月30日，鲍罗廷80岁诞辰。当年广州的同伴切列潘诺夫将军在《莫斯科真理报》里页上发表文章：《一个列宁主义的革命者》，旁边附有一张鲍罗廷在中国拍的照片。结尾处说：“1949年2月，在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期间，M.M.鲍罗廷开始遭受迫害，并于1951年去世。现在，党已为他恢复了名誉。”

因为中国，他失掉了名誉。又因为中国，他恢复了名誉。

鲍罗廷曾经有过许多头衔，许多化名；参加过许多组织，经历过许多风浪。活着的时候有人请他讲讲传奇经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在冰天雪地里出生的……在阳光下长大，不是吗？还有什么好说的？”

当鲍罗廷回国去搞木材和造纸的时候，陈独秀在国内成了托派领袖。他1932年10月在上海被捕，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审讯他，名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为他辩护。为不致罪，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议会政治的政客，组织托派也为反共等；章士钊辩护词未完，陈独秀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

他所说的“本人文件”，即审讯前两个月写好的《陈独秀自撰辩诉状》：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唯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解放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柏文蔚）后来对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陈独秀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死前贫病交加，但风骨不改。已是国民党官僚的当年北大学人罗家伦、傅斯年亲自上门给他送钱，他不要，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弄得二人十分尴尬。国民党交通部长、当年在北大教德文的朱家骅赠他5000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托张国焘转赠，又拒之。张国焘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他在江津住两间厢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遇大雨满屋是水。屋内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

唯一的装饰，是墙上挂着一幅岳飞写的4个大字的拓片：“还我河山”。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一个人死了，装进棺材钉住，他的历史便完结了。既不会爬出来为将来增添什么，也不可能把过去再减少一点儿，可以对其一生功过是非作评定了。

这也是理想。凡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往往在“盖棺”很久之后，人们仍在对他争论不休。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他最先鼓吹革命，后来又走上另一条道路。中国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他犯了什么错误，负有怎样的责任，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到底应该怎样革法……他以不惑的气概迎接这个世界，又带着一个又一个不解之思索，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独秀生前说：“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文化大革命中，因墓碑早毁，四周杂草丛生莫辨，使他免受了如瞿秋白墓地那样掘骨扬灰之灾。1979年开始重新评价陈独秀。中共中央批准安庆市政府拨款重修陈独秀墓地。

时代不一样了。陈独秀的墓碑上，既没有极正确的话，也没有极错误的话，更没有不错又不对的话。简朴的碑石正面只有5个大字：陈独秀之墓。碑石背面记载生卒年代：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至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位中国一代青年学子的思想启蒙者、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英勇斗士，随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滔滔江流，最终回归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1946年4月7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拍发电报：博古、王若飞、叶挺、邓发于4月8日上午飞往延安。

4月8日下午1时，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陆续来到机场迎接。天空阴云密布，又下起了细雨。传来了飞机声，但又逐渐远去了。一直等到下午4时，失望且不安的人们才逐渐离去。

第二天，晋西北兴县村民上山打柴，才发现摔毁的飞机机身及遇难者的尸体。随后赶来的人们，在现场找到了博古的印章。这位24岁出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不到42岁便完结了自己生命的全程。

公祭大会上，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祭文：“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最年轻的时候，就勇敢地投入中国人民民族斗争和民主斗争的行列”；“你们为了人民的自由，自愿选择了极端自我牺牲的道路，你们做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战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永远记得你们为什么牺牲”。

郭沫若则在《新华日报》发表一首悼念博古的自由体长诗，其中有一句：“我听见鸱鸪的叫声，说是‘秦邦宪死于秦’。”

1956年1月，王明以治病为由起程赴莫斯科，从此再未回国。行前曾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解除他的中央委员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他的病再也未好。所以再也无须组织另行分配。

他死前写有一篇《非不为也，是不能！》：“我而今只剩下个有翅难展的多病之身，但还留有腾空奋斗的战士之心。不过，我只能：在好长的时间里，吟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在好长的岁月里，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而且这我还只能躺在床上口讲，写和译还要靠全家人。知我者说，我确是在战斗到最后的时刻。不知我者说，我真是个天下少见的懒人。”

1974年3月，这个战斗到最后的懒人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0岁。其妻孟庆树说，王明本来还打算写一本批判毛泽东思想的书，未来得及完成这一计划就去世了。

这个人至死不服。

延安整风后期，当时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师哲，看见延安批判王明的那些东西哪里是王明自己的，分明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于是他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毛泽东：我们与王明的真正分歧到底在哪里？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了这样一句：他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了。

也正是这句话，让师哲豁然醒悟。

王明在苏联去世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文章，称其为“国际共产的老战士”，“苏联的老朋友”，他的“形象将铭记在苏联人民的心中”。

他的形象却不会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一个中国人，长期以别国的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的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的指示为最高指示，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还是少几个为好。

所以，他无法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到黄帝陵所在的中部县（今黄陵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双方站在一起同时祭陵。张国焘悄声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蒋会意，当即吩咐自己的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车又说了一句：“我想见见蒋委员长！”就这样去了西安。在西安，林伯渠赶来对张国焘说，党内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要张先回延安，张坚决不从。在汉口，李克农率人把他从火车站劫走，他逃掉；又派人追踪他，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逃掉；来来回回三“请”三逃。其中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另一只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国民党人士上来询问，幸亏周恩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同样高声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去看病！”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才脱险而去。但不论周恩来如何煞费苦心地劝说，张国焘依然一意孤行，最后甚至说：“你们要杀我或者枪毙我，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脱党意志如此决绝，不知当初入党时是否也像这样坚定？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堂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竟然扛着蒋介石给的中将军衔开始从事起下作的特务活动。

1948年11月，在人民解放军与蒋军展开战略决战的轰轰炮声之中，张国焘悄悄去了台湾。1949年又悄悄离开台湾，移居香港。1968年，大陆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他又悄悄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与狂飙突进的历史相较，他似乎成了一道憧憧的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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