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籍华人是在艰苦环境中创基立业，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他们走出闽地，闯荡大江南北．漂洋过海，打拼异国天地。他们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凭超群胆略，以争先气魄，驰骋各界。福建人虽然奔走各地，但恋祖爱乡的心情也始终像风筝线一样牵扯着他们，取得成就后回馈桑梓成了他们普遍的做法。这不仅为自己创下基业．也为当地社会和家乡祖地做出巨大贡献，由此赢得世人尊敬以及家乡人民的爱戴。

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福建北部与西部是山区，山区人比较质朴、直爽，东部与南部是沿海，海边的人显得更精明、刁钻。但在总体上看，福建人的性格还是很有共性的，即柔中有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个道理。

福建人话语不多，外表平和、含蓄，不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内在却刚强、坚毅、执着。喝酒是很能反映人的性格的。在酒桌上，福建人劝酒也不那么勤，特别是在城市里，生硬劝酒的做法已经过时，显得温和随意、文质彬彬。能喝的，自觉多喝，不能喝的，别人也不会硬灌。北方那种“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酒风，福建人颇感畏惧．从对酒的态度上，很容易看出福建人缺少豪迈之气。倘若北方人与福建人一起喝酒，也许北方人会觉得喝不痛快，喝不过瘾。但福建人与福建人在一起特别是彼此熟悉的朋友，边喝边聊，能者多喝，不生劝硬灌，却有身心轻松、怡然自得之感。在福建，五六十度的白酒能喝一两斤的人．也是有一批的。尤其是在闽北、闽西山区，能喝的人不少。不过，他们即使能喝，也常含而不露。在酒桌上不张狂，不叫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喝到烂醉如泥。所以．能喝的人也常给人“不会喝”的印象。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北方人与福建人在酒桌上叫板，看福建人温文尔雅的样子，觉得他们不善喝，想把他们灌醉，不料福建人后发制人，待北方人喝得已有几分醉意，才连连进攻。结果，醉倒在地的竟是北方汉子。

福建素有“散文之乡”之称，几十年来出了不少散文家、诗人，比如冰心、林语堂、郭风、何为、舒婷，当今福建的几家文学刊物，如《福建文学》、《散文天地》，每日都能收到不少散文、诗歌投稿。但福建的小说创作不行，缺乏有震撼力的宏篇巨制。福建的闽剧、南音、梨园戏，都曲调柔美、清丽，与北方的京剧、信天游、河北梆子、山东快书，风格大相径庭。“文如其人”。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福建人的气质上确实阴柔占了上风，阳刚之气不足。

福建人谦和而不软弱，他们的心灵深处有一股韧劲。福建出过不少精明能干的商人，比如，厦门的华侨陈嘉庚、永定的华侨胡文虎，都是声名赫赫的巨商。但福建也出过气吞山河的民族英雄。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是福建人，抗英禁烟的林则徐也是福建人。在现代史上，福建还出现过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如张鼎丞、邓子恢、杨成武。他们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是转战南北、浴血奋斗的结果。据统计，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福建有10万人参加红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其中2万多人参加长征，5000多人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在全省太平党员和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中，为革命光荣牺牲的达4万多人；被国民党捣毁的革命基点村计2841个，被摧残致死的群众约38万人，被杀害的革命群众约9万人，真可谓“壮怀激烈”。

闽西素有“山歌之乡”之称，在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妇女唱着山歌送儿子、送丈夫、送情郎当红军上前线。比如，《十送郎》即是当时妇女送情郎时唱的一首山歌。十里相送，情意绵绵，依依难别，足见她们柔情似水。然而．毅然决然把情郎送上炮火纷飞、生死难料的前线，义足见她们意志何等顽强。柔与刚，是一对矛盾，而这对矛盾却统一到了福建人的身上。

福建是个颇有文化底蕴的省份。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建的文化也是很发达很有特色的。从唐代起，福建的重要都会建安(今建瓯)就多书肆，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出版中心。宋、元、明三代，建安的刻书极为盛行，世称“建本”。在福建的许多地方，都有文化古迹。福建有名的自然风景区武夷山，方圆60平方公里，不仅山青水碧，同时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山崖上，溪水边，至今还珍藏若3000多年前古越人的船棺30多具，考古学家认为是中国船棺葬的主要发源地。还有不少历代的宫、观、寺、庙和摩崖石刻400多处。走进闽西的客家土楼，你能充分感受到客家人朝夕相处、团结友爱、和睦共居、和善好客、刻苦耐劳、怀德重教、读书奋进的民风。土楼往往雕梁画栋．这些绘画和雕塑，无不充满客家文化特征。承启楼有一副堂联，写的是“一本所生，亲疏无多，何须待分你我。共楼居住，出人相见，最宜结重人伦”；振成楼的大门楹联写的是“振纲立纪．成德达材”，中门楹联是“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后堂楹联是“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这楹联即便今天读来，也能启人心扉。

可能与文化传统有关，福建人特别重视教育，福建的高考连续数年在全国名列前茅。福建人读书的刻苦、做学问的用功，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那些科学家，克服各种困难，用毕生精力去钻研一个课题，没有顽强的意志力，又怎样支撑得下来呢?

福建人这种独特的性格心理，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这可能与福建人口构成及自然环境有关：从人口构成上看，福建有当地土生土长的闽越人，也有大量的北方移民．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在这里撞击、交汇、嬗变。福建人有着南方人的精明、细腻、狡黠，又有着北方人直爽、刚强的一面。两种性格糅台在一起．使得福建人柔中有刚。从自然环境上看，福建山清水秀，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性格趋于温柔、细腻。但福建自古是个荒蛮之地，特别是在山区，山高谷低，交通不便，毒蛇猛兽出投，在这种环境下，意志力不坚强，没有韧劲，也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

2.家族式经营

福建人在商业信息方面有极其灵敏的嗅觉，和善于分析各种资讯的精明的大脑。福建的商业之所以发达在于他们凭借唯福建人所有而其他地区所无的那张发达的商业网络，这张网是他们靠着各种社会关系的丝线精心组成的，而其经纬的结合点被人称为是“三缘——血缘、

地缘和友缘”。利用家族关系来建立商业网是福建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条件。

早在唐朝，福建就有这种氏族经商的传统。时至今日，家族式经营任然为大多数企业的经营取向。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采用家族式经营利于管理，而且商业机密也不容易外泄。

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现有的300多万家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了80%以上。华人首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和记黄埔、长江基建等也是家族企业，总市值达到5000亿港元。可以肯定的是，家族企业也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方太公司董事长茅理翔甚至这样认为：“家族制是目前中国现有条件下最好的企业模式。”

当然，家庭式企业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现阶段，我国的家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包括传承上的问题，而且隐藏在传承背后的是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求。极端注重血缘关系的中国家族企业，如何突破家族企业的窠臼，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经历了短暂创业辉煌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

林聪颖的成功在于，他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平衡了家族式的管理机制。“九牧王”是一个家族企业，林聪颖的家人分管着企业的各重要部门。对这种体制的经营实践使他很早就认识到“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家族制度会妨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么一个商界的共识。他的做法很简单，那就是：家里的一套，不能搬进企业里来。

1995年，林聪颖签下了独家代理“重磅麻纱王”在大陆销售的协议，如愿以偿地取得了未来的市场王牌。立即着手布置全面进攻的大战略，要利用这次机会一炮蹿红。为此他给生产部门下了一道死命令，对现有的生产工艺进行全面改革，只求能令新产品以完美的形象一鸣惊人。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次，生产部门对他的指令却不以为然，抬出他的父亲来抗衡，而分管生产的林父反对的理由也不无道理：“九牧王”的西裤工艺在同行业中已处于领先地位，现在再谈进行改革，一来会增加公司的财务投人，加大新的风险；二来时间上也吃紧。对于父亲所说的这番道理，林聪颖不是没有想过，事实上这也符合他一向的节俭作风，对总部投资可省则省，但他有一个原则：绝不能往生产上省，这一次也是同样的道理。他坚信这次改革对“九牧王”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他明白，既然家族成员多站在父亲一方，要想工艺改革顺利进行，必须过这一关。与父亲发生矛盾，这个选择对林聪颖来说是不无痛苦的。父亲是个经验丰富、头脑灵活的创业者，对工作也十分投入，他一向都十分尊重父亲的意见，但为了企业前途他不得不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反复地对父亲说明工业改造举措对公司的重要性，坚决地说：“在家里，我听父亲的；在公司，父亲得听我的。”决策的根据应是企业的实际利益，不是家族制度也不是私人感情，林聪颖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他坚定不移。

事实证明林聪颖的抉择是明智的。“重磅麻纱王”系列西裤一上市就引起了轰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安等城市甚至引发了抢购风潮，林聪颖不得不组织工人日夜加班生产，“九牧王”品牌也一夜之间红透大江南北，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1995年6月到1996年底，该系列西裤累计销售400多万条，销售额过亿，创下了单品种服装销售的国内奇迹。“九牧王”最终成为国内西裤第一品牌，全行业市场占有率第一之。

林聪颖的家族企业成功的经验就是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家族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既保留家族制，又淡化和提高家族制。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少帅”周少雄对资本运作的认识十分精辟，他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将面临更大挑战，除了经营品牌外，还要加强资本运作，把品牌打人国际市场。这是企业的与时俱进，因为现代企业的竞争已发生深刻变化，不再是你死我活的‘独赢’格局，而是更高层次的竞争与合作。资本运营就是这种更高层次竞争与合作的最佳境界。”

现如今，家族式企业应该说是一种可行的经营管理模式，尤其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在企业创业资本并不丰厚的今天，它还将是企业创业初期的重要管理手段。只要在日后经营管理中能注意到科学管理方法的应用，家族式管理必将作为一种成功的管理模式而长期存在，并且为企业初期创业风险的降低和期资本的积累作出不可限量的贡献。

3.跻身科研领域——为国争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其核心和关键在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能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深知此理的福建人为了民族振兴，毅然决然的跻身于科研领域。

对我国普通公众来说，李爱珍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如果不是2007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选举结果，使她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国女科学家，恐怕很少有人会去关注她的生平。

李爱珍于1936年出生在福建省石狮永宁港边村，1954年，她从福建泉州第一中学考人复旦大学化学系。1958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任职。

自1960年代末，分子束外延(MBE)技术逐渐发展起来，带来了半导体科技的一场革命。1980年起，李爱珍开始开拓和研究半导体量子纳米结构与分子束外延单原子层生长技术这一前沿学科领域。1980年，作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的专家，李爱珍被派到美国卡尼基梅隆大学做了26个月访问学者，师从国际半导体权威米尔纳斯教授（Milnes)，转入用分子束外延高新技术生长超晶格、量子阱、异质结人工合成超薄层纳米材料。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李爱珍还去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拜访过卓以和，从而打下在国际前沿领域做研究的基础。回国后，李爰珍在科研一线致力于发展我国分子束外延技术。在1984年分子束外延国际会泌上，李爱珍和国内科学院同行分别报告了用国产分子柬外延设备生长的材料和物性及器件应用的论文，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她与中科院同行研制我国新一代国产分子束外延设备，研究成果打破了国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

1993年，李爱珍开创和发展了至今仍为中国唯一的可生长台砷、含磷量子结构的压力控制气态源分子束外延技术(GSMBE)和GSMBE材料和器件方向。199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单板型量子级联激光器(QCL)之后，李爱珍带领课题组开拓了中远红外量子级联激光器全新领域。因为她知道，工作于中远红外波段的激光器和探测器对于国家和国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激光器可以灵敏地检测包括有毒有害气体在内的各种气体，在环境监测和医学检测以及反恐等领域都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所以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刻不容缓。1998年，李爱珍用气态源分子束外延（GSMBE）和技术，研制出亚洲首批中红外5微米和8微米亚纳米量级400层的量子级联激光器(QCL)材料，并经器件验证，发表了亚洲首篇量子级联激光器SCI论文，使中国进人了掌握此类激光器研制技术的国家行列。这也是李爱珍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事，因为在贝尔实验室挂有一张世界地图，上面用红笔标出国际上谁有量子级联激光器，除了美国和欧洲以外，地图上亚洲用红笔标注的只有中国的李爱珍小姐。这是中国的骄傲。卓以和说过，量子级联激光器的材料制造相当困难，“世界上没有几个实验室可以做到，而且这些实验室的人员大多有过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经历。李爱珍能够独立地做出来，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功劳。”

美国国家科学院是一个学术界熟悉的名字，美国是全球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全球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国家，院士荣誉是一个国家对各个领域里最有学识、最有才华和最有成就的科学家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美国国家科学院评选院士，其中一条核心标准就是“在某一科研领域中长期的、源源不断地作出卓越、原创性的贡献”。李爱珍的研究水平完全达到了国际水准。在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选举标准不会低于本土院士……在一定程度上，当选外籍院士更不容易。”李爱珍在获奖致谢时是这样表示的：“成为这个顶尖群体中的员，是我一生科研生涯的荣誉，以及与我共同奋斗的群体的荣誉。”熟悉李爱珍的同行们深知她在分子束外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李爱珍虽然在几次的国内院士评选中落选，但她始终对祖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李爱珍经常对学生讲：“任何人都会从地球上消亡，也很快会被人们忘记，但是‘中国’这两个字会永远在地球上存在下去。与国家的需要相比，自己的得失实在微不足道，国家给我们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今天能够当上外籍院士，如果没有国家给我那么多平台、项目研究经费、科研环境等支持，没有恩师邹元燨院士不顾个人政治风险，极力举荐出身于华侨世家的我为公派访问学者赴美学习、研究分子束外延，就不会有我李爱珍的今天，对国家的恩情、对恩师的恩情我是不能忘本的。”

在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研究所，只要提起李爱珍，无论同事还是学生，她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就是“拼命搞科研”。“人家是勤奋，她是拼命”，李爱珍的学生这样形容她。李爱珍曾说过：“我不是把利研看成一种职业，如果是职业，那就上班来下班走，挣一份工资。我把科研看成我生命中的绝大部分。”2008年5月，在纪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三十周年之际，李爱珍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授予“杰出贡献教师”。2008年7月被科学中国人评选为“科学中国人2007年年度人物”。如今，李爱珍在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国际顾问委员会、中红外光电材料和器件国际会议科学委员会、磷化锢及相关化合物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等多个重要序列国际会议任职，为我国在这些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重大贡献。

李爱珍的成就来源于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怀着感恩的心将科研视为自己的生命。不遗余力地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着研究，为国家争取了光辉的荣耀。

4.“一代才华”——献身中国文化事业

福建人凭借自身的坚定执着涉足各个领域，就是在令众人仰慕而又望尘莫及的文化界，也留下了福建人的光辉足迹。

有“一代才华”之称的郑振铎就是文化界的典范。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郑振铎一生成就颇多，涉及领域广泛，是五四以来文化界少数几位“全才”式的人物。

郑振铎，字西谛，笔名宾芬、郭源新，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水嘉县(今温州市)。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方交通大学前身）学习。

郑振铎一生中以文学贡献最为突出。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台编）等。

在文学理论方面，郑振铎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郑振铎还主编了当年最出名的文艺刊物，搜罗了许多中国珍贵文献，所以既可以说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也可以说他是一位有名的编辑、藏书家。他所主编的刊物，很多都是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一流刊物，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过重大作用。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对中国文献的搜罗和保全。他逝世之后，家人按照他的遗愿，“我死后，这些书全都是国家的”，将近10万册的珍贵藏书全部献给国家。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郑振铎为社会主义文化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

郑振铎从“五四”时期起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事业。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翻译了大量俄国和印度文学作品，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他还译述了一些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他从事翻译的时期正是我国新文学翻译事业的初期。他的译作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范围内发挥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翻译了一些在“五四”时期不受关注的国家的文学作品，带有填补空白和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他不仅自己勤于翻译，更突出的是，他以自己主编的杂志和组织的文学社团为依托，大力提倡翻译活动，积极开展对翻译理论的探讨，以期推动中国翻译事业和新文学的发展。他论证了翻译的可行性．阐释了翻译的目的与功能，讨论了翻译的艺术、方法及原则；他最早介绍和评价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并评价和发挥了严复的“信达雅”之说。郑振铎的这些翻译论述，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而且经过历史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译著有《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等。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总是公开表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直至他遇难（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同时也反映到其作品之中，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持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凋的福建菜。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米，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

郑振铎一生成就卓越，涉猎范围广泛。有人这样评价郑振铎说：“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个。”李一氓也这样称赞郑振铎：“对于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可见郑振铎在中国文化界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振铎之声，回响久远，郑振铎先生以其淳厚的人品和渊博的学识．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藏，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世界文化的幸事。他在诸方面所作的贡献，值得我们很好的记取；他留下的丰富的著作，也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

5.桃李满天下——发展教育事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事业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程，国家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教育，科教可以兴国。“凯旋归来”的福建商人更加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为了回馈桑梓，回报祖国，毅然的兴办起教育事业，孕育的英才遍及祖国大江南北。

办教育是一项无利可图的公益事业，而且，它不像捐建一所医院或者一座公园，一笔钱付出去，只要把房子盖成，也就大功告成了。办学不但需要一笔可观的创办经费，而且有关设备的添置、图书的购买、教员薪金的支付等等，是一项长期的沉重的负担。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没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是很难实现其抱负的。

创办教育，是陈嘉庚一生中的主要活动。他先后在厦门、集美、新加坡等地，捐资兴办了7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有人估计，他一生用于办教育的经费，如果折合成今天的货币，约可达一亿美元。其中耗资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首推他在其家乡创办的集美学村。

陈嘉庚在集美捐资办学，严格说来，早在1894年就开始了。当时他仅20岁，第一次从南洋回来，便把他所积蓄的2000元全部捐献出来，办起了“惕斋学塾”，这可称是他一生中最早的办学实践。但是，陈嘉庚在集美进行大规模的办学活动，则始于20世纪初。20世纪初的中国，贫穷落后，满目疮痍．国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蹂躏，人民群众生活贫困，

文化水平很低。那时，集美虽位于福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同安县境内，但依然是民不聊生，文盲成堆。正如陈嘉庚在回乡时候所看到的那样，乡村十多岁的儿童，由于贫困失学，竟然成群结队，赤身裸体的嬉戏，令人叹息。整个集美村，甚至连一所正规的小学也没有。村中以封建宗族中的“房”为单位的各家族分别办了几所私塾，但教的都是《三字经》一类旧书。对此，陈嘉庚心中深感痛心，他认为：“那种情况，近则败坏风俗，远则贻误民族前途。”他着眼未来，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抱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爱国思想，决心捐资创办教育。

1913年1月27日，陈嘉庚经过周密的准备，正式开办了“乡立集美丙等小学校”，分|设高等一级和初等四级。从此，在这个建村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集美．第一次出现了正规的学校。

为了加快家乡的教育建设步伐，陈嘉庚在集美开展办学活动的开始，就很注意抓好师资力量的培养，把它视为必须优先解决的大问题。1916年10月，陈嘉庚委托其胞弟陈敬贤回乡筹办师范和中学。陈敬贤先生不辞辛苦，四处奔走，精心筹划，于1918年3月10日正式开办了师范、中学两所学校，并将这一日期定为集美学校的校庆日。在这以后的近十年间，陈嘉庚利用其在南洋企业的赢利所得，先后创办了十多所学校，使原来文教事业极为落后的集美，迅速发展成体制完备的综合学村。在陈嘉庚先生的鼓励、资助下，闽南、闽西北和广东潮汕、梅州等地的许多贫苦学生纷纷前来求学。那时，集美成了华南一带有名的教育中心。

20世纪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陈嘉庚在南洋的企业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由于陈嘉庚多年来为创办教育花费了巨额资金，影响了其企业的自身建设，无法顶住世界经济危机的强大压力，1933年，他的企业被迫收盘，并于1934年全部停闭。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陈嘉庚先生所考虑的，仍然是集美、厦大两校如果关门停办，以后将很难恢复，这样一来，“影响社会之罪大”。所以他宁可使企业关闭，决不停办教育，真正实现他立下的“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的誓言。

企业收盘后，为了坚持把集美学校办下去，陈嘉庚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一方面自己节衣缩食，同时四方筹措，借助其亲友和集美校友的支持，继续向学校汇回—笔笔款项，保证集美学校各项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在陈嘉庚先生的关注和支持下，集美学校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

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陈嘉庚一生不惜巨资，慷慨捐赠，义无反顾，但相反的，他对于个人生活，却极为节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经常说：“应该花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先生热心办学，不只是停留在捐款上。对于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也非常关心。在集美学校创办初期，为了聘请到合格教师，他抛下繁忙的商务，四处奔波，曾为此专程前往福州，也多次致函北京、上海等地，礼聘教师来集美任教，并请国内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代为招聘。据黄炎培先生回忆，仅1919年前后一年多里，陈嘉庚为讨沦办学问题，就给黄写过30多封信。1918年集美师范和集美中学开办，陈嘉庚与陈敬贤—起，亲定“诚毅”两字作为校训，意在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百折不挠，奋发向上，忠诚报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回到国内，他晚年长住集美，以七八十岁高龄，继续为集美学校的建设发展而日夜操劳。直到1961年6月，他因病重在北京住院期间，依然念念不忘集美校务，经常通过书信、电报、电话，询问和指导学校的工作，并立下遗嘱，将他所有的300多万元存款，除拿出100万元分别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和集美的福利基金外，其余全部交集美学校作为办学经费，连一分钱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他还谆谆叮嘱后人，一定要把集美学校继续办下去。为了创建和发展集美学校，几十年来，陈嘉庚殚思竭力，矢志不移，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70年过去了，陈嘉庚先生的心血没有白流，这位爱国老人当年播下的一颗颗种子，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70年来，集美学校成绩突出，为国内外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专门人才，其中仅中等以上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就达五万七千多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成为闻名中外的革命志士、专家学者、企业栋梁、艺宛名人，为祖国的解放、繁荣与富强，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在这片“山明兮水秀”的南国胜地，6000多名学生，牢记着陈嘉庚先生生前的谆谆教诲，正在努力学习，在学海中吮吸着知识的乳汁。

6.勘探地质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当代闽籍移民几乎遍及全国各界，尽管仍是少数群体，他们对当地乃至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勘探地质学方面，卢耀如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卢耀如，国内外著名的岩溶学家及水文工程与环境地质学家。1931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于1953年提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

1955年我国第一个大水库——官厅水库开始蓄水后，发生大坝的渗漏与塌陷情况．危及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安全，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指示地质部负责调查地质上的原因。卢耀如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地质、水利、电力三个部门联合组建的研究队队长。通过不断勘探、不断研究，终于在1996年汛期之前基本查明了发生渗漏和塌陷的原因，为进一步处理及保障大坝安全和免除对北京市的威胁，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7年初结束官厅水库工作后，卢耀如即赴三峡南津关坝区进行喀斯特研究工作。1958年至1961年，担任该坝区勘测与研究工作的负责人。他率领勘测与研究人员提出了出色的勘测研究成果，受到了当时苏联专家的赞誉，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选坝至80年代初的岩溶基础处理，卢耀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乌江渡坝址及水库基本无渗漏现象。卢耀如还指导研究调查有关南盘山（如天生桥一级和二级）、红河（如龙濉）、黄河（如天生桥、万家寨）等许多枢纽的岩溶及有关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方面的重要技术难题。

卢耀如将野外调查与室内试验相结合，探索有关岩溶发展规律，理论成果显著。20世纪60年代初期卢耀如编制了《中国喀斯特地层分布图》、《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类型分布图》和《中国南方喀斯特水文地质图》。为恢复我国在国际地科联中的合法权益，卢耀如于1972年提出了《中国岩溶发展基本规律及其若干水文工程地质条件》，1976年出版了中、英文版的《中国岩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国际地科联刊物”特别撰文介绍。这两项成果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6年地质出版社出版了卢耀如主编的《中国岩溶——景观·类型·规律》一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该书作为经典论著，获得1987年地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1989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卢耀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了有关西南山区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途径的研究，并提出《西南山区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途径研究》一套图件。而后经过进一步的修改。于1993年出版了《中国南方岩溶地质——生态环境图系》，包括五幅图，深人地反映了中国南方岩溶的特征。在与英国合作进行硫酸盐与环境效应的调查研究中，卢耀如作为中方首席科学家，有关成果在国外受到重视，成果出版后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结合自然科学基金研

究，又完成了《硫酸盐岩溶发育机理与工程效应研究》论著。1999年出版了理论探索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科技论著《岩溶水文地质环境演化与工程效应研究》（50万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探索了宇宙、全球的演化对岩溶发育的影响，对比了中国与世界上主要岩溶地区之间的岩溶发育规律。书中对黄河万家寨及长江三峡工程的有关岩溶与库区环境问题的研究与工程效应作出的判断都已为客观现象所证实。这是一部有很大反响的利学论著。

卢耀如院士长期重视岩溶地区地质生态环境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石漠化”概念，他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大大促进了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在工程建设中特别注重对地质环境效应与诱发地质灾害问题，对一些重大地质灾害作出了适时科学的论断，为灾害治理提供重要的决策意见。在理论方面，2000年在《中国科学前沿》（工程院版）发表了《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2001年在《地质学报》（英文版）发表了有关岩溶地区地质灾害防治的文章被SCI收录，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2003年由河海大学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出版的《地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西南地区及邻近岩溶地区发展途径》一书（50万字），是卢耀如院士十多年苦心历练的结晶。该书的有关认知和论点新颖，关于岩溶地区地质——生态环境以及有关效应的系统论述等研究成果居于世界前列。这部著作不但包含相关的理沧阐述，而且总结了岩溶发展规律，详尽揭示了主要地质灾害的防治途径，分析了主要资源开发中的环境效应问题。

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后，卢耀如针对震后应注意的地质环境效应与诱发地质灾害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建议环保部门对于生物灾害链应给予高度重视，开展相关监测工作。同时，应制订地震及其他气候条件下灾难链的预案，以减少相关损失。并对如何在环保方面进行防范以及如何建立防范地质灾害引发环境灾害的长效机制等方而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建议。

对家乡福建的建设和发展，卢耀如院士始终满怀赤子之心。2006年第四届“6·18”院士交流大会上，卢耀如院士提出，在建设“海西”经济中，要更好地发挥院士的作用。卢耀如等院士围绕福建省的水、矿产、生物、能源等资源的合理利用，减灾防灾的环境治理问题，以及城市群的协调发展三个方面，展开全面考察、建言献策，并提出可行性方案，供福建省领导及相关部门决策参考。卢院士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为自己的家孝尽了一份力量。

卢耀如长期从事岩溶地质的科研和工程实践，建立了岩溶发育与工程环境效应系统理论，参与实践及指导水利水电、铁道、矿山及城镇工程勘测研究。提出地质生态环境新认识，为西南地区脱贫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研究地质灾害，为防灾兴利提供决策依据。尤其注重理论实践的结合，成就卓越，为我国的地质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7.架桥铺路——发展交通事业

福商重情重义，衣锦还乡后，他们马上想到的是如何回馈桑梓？百姓常说：“要致富，先修路。”于是，架桥铺路就成了福商回报家乡人的首选之道。

从1871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48年间，福建华侨投资共1700万元．平均每年投资37万元。而1919年到1927年的8年中，华侨投资为2350百元，平均每年投资近300万元。较之初兴期每年平均增加了八九倍。投资金额比重占全省的投资比重都有较大的增加，可以说是福建华侨投资的发展期。

华侨投资之所以发展，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有关的。

首先，是由于华侨资本有新的发展。华侨资本家和国内资本家一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到了战后发展更为迅速。陈嘉庚先生《南侨回忆录》一书中指出，1904——1914年，他的资本积累平均每年10万元，大战以后，他每年平均积累达90万元，比战前增加9倍。1920一1926年继续发展，每年平均积累达270万元，为战前的27倍。当时获得巨大发展的不只陈嘉庚一人。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1922年南洋华侨在厦门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就有3人，其中一位资产达一亿元以上。华侨资本的发展是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增加的前提。

其次，由于帝国对华侨的压迫，1920年以后，日、美两个帝国主义加紧对南洋华侨施加压迫。日本帝国主义妄想代替欧美帝国主义在南洋的地位，鼓励日本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竞争。美帝国主义则促使菲律宾殖民政府于1921年通过“西式簿记案”，使华侨处境日非，更加缅怀祖国和家乡的投资企业。

第三，有了五四运动以前的华侨投资的经验教训，华侨从现实经验中认识到投资路矿企业是难以成功的，应当选资本较小、周转较快、获得较易的企业，这就使商业、金融业的投资有了发展。加以当时公用事业和公路事业都为都市和乡村发展所必需，因此都得到发展。

1919——1927年间，福建华侨在家乡的投资，公用事业成为重点，主要集中在厦门，这就是厦门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三大公司，资本规模比较大。这三家公司都是福建华侨最大的实业家黄奕住创办和接办的。这些公用事业适应了厦门这个新兴城市的需要，而且还带有专利性质（自来水公司注册专利15年），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比较稳妥的利润，收人比较固定。

1919一1927年间，公路带来的投资也是福建华侨对家乡建设的重大贡献。因为公路交通不需巨额投资，又能在短期收回资本，有利可图。同时，华侨回乡饱受交通不便之苦，对发展公路交通抱有强烈的愿望．有些华侨把修桥铺路作为公益事业，投资所得也用来办公益事业。如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同美公司就将投资作为校产、红利和股息都作为学校的经费。

福建的公路以闽南为最先，闽南的公路又以华侨陈清机于1919年创办的泉安汽车公司修筑的泉州至安海线为最早。这八年，继泉安公司之后，泉州、晋江、南安、安溪、同安以及龙海等地华侨先后募股，组成了七家公司。计有泉围公司（修筑泉州至围头）、泉洪公司（修筑泉州至洪颤）、同美公司（修筑同安至集美）、；鸭杏公司（修筑惠安杏田至鸭山）、泉溪公司（修筑泉州至溪尾）、溪安公司（修筑南安溪尾至安诲）以及漳浮始兴公司（修筑漳卅一石码一浮宫），等等，建筑公路里程达几百公里。

华侨投资兴办公路事业，使侨乡人民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各地的土特产得到了交流，给侨乡人们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泉安公司开办时的工程师雷文铨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大多数为归侨。在泉州至安海间第一批驾驶汽车的司机郑天德等人也是归侨。海外侨胞对福建的公路、汽车驾驶和汽车修理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从国民党反动统治到抗日战争发生前夕，是中华民旌危机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发展的时期，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民族资本在外资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逐步进入破产和面临破产境地。可是这一时期的福建华侨投资却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有些不同。华侨投资比以前各期又有进一步发展。投资企业达2273家，投资总金额近7000万元，平均每年投资额达700万元，不但投资数量占新中国成立前全省投资量的一半以上。而且投资企业全面开花，堪称为新中国成立前华侨投资最高潮、最繁荣的一个时期。

1927——1932年形成投资高潮，首先是与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正是危机发生的前夕和初期，南洋各地的华侨还未直接受到危机的波及；其次是1928一1931年我国银两汇价大跌，有利侨汇回国。据中国年鉴的材料，1928年一海关两等于0.71美元，1929年等于0.64美元，1930年等于0.46美元，1931年等于0.34美元。由于汇水高，华侨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国内来；第三，1927年以后，正值厦门、泉州、晋江等地市政当局，利用华侨资本来进行市政改革，到处拆城墙、筑马路、新建市区。因此吸引了华侨投资房地产，为逃避经济危机的华侨资本开辟了一条道路；最后，1929年反动政府颁布“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法”，对刺激华侨投资起了一些作用。

交通事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加强了福建与其它沿海城市以及港澳台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积极交流与互动，从而飞速的带动了福建经济的发展。

8.救死扶伤——奋斗在医疗前线

自尊自强的福建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他们都会争取做最出色的。就是在医疗卫生事业，他们仍然奋斗在第一线，去履行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

吴孟超，1922年8月出生于马来亚，祖籍福建闽清，1940年1月回国。1949年7月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同年8月到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曾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中国科学院院士，12次担任“国际肝炎肝癌会议”等重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共同主席。2005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为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

吴盂超选择做外科大夫，很大程度上凭着一股不甘服输的劲儿。一开始，他觉得外科干脆利索，用不着隔着皮猜瓤。而教务主任的一句话让吴孟超下定了当外科大夫的决心。吴孟超身高只有1.62米，临近毕业分配时，负责毕业分配的教务主任说他个儿太小，干不了外科。吴孟超为争一口气，就非当外科大夫不可。当时华东人民医院招聘医生，吴孟超入选了。1949年正值上海解放，作为实习医生，他参加了救治解放军伤员的工作，在手术室奋战了三天三夜。

古人说：“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吴孟超的成功完全靠着在医学领域的勤奋好学，坚韧执著。1956年，吴孟超在跟了有“中国近代外科之父”之称裘法祖学习了两年后，继承了裘法祖的“裘氏刀法”，34岁的吴孟超转为主治医师。医学也是一个宽广领域，人的一生不可能四面出击。开始独立工作的他首先遇到的是自己该朝什么方向发展。他的老师给了他很大启示。裘法祖认为当今世界上肝脏外科是薄弱的环节，中国在这方面更是空白，而中国又是肝脏疾病的高发地区，这是可以开拓的领域。当时中国的肝癌患者占到了全世界的40％，但是肝胆手术却始终因为出血量大、患者容易死亡而成为外科禁区。然而就在这一年，一位外国肝脏外科专家访问中国，他断言中国肝脏外科的水平要达到国外现有水平，起码还要二三十年。事实上，当时国内还没有人做肝脏手术。甚至他的老师裘法祖也从未真正涉足过肝脏外科手术。

吴盂超坚信中国人能做到。他打了一份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报告，开始建立实验室。最早的实验室就设在医院用来养殖实验犬的窝棚里，全部的实验设备就是几张破旧的桌椅和几把剪刀。一切只能从零开始，不按时吃睡已成习惯。起初，吴孟超对于肝脏的知识并不多，在学校上解剖肝脏课时．只知道肝分左右叶，其他什么也没学。为了弥补缺陷，吴盂超找了一本美国人写的《肝胆外科入门》著作，与另外一个同事合作，每人翻译一半。披星戴月，废寝忘食，用了40多天时间，将一本20万字的著作翻译出来，裘法祖想方设法让此书出版了。这成了中国第一本肝外科教材。吴盂超80岁生日时，裘法祖将此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吴孟超．

1958年，吴孟超进行了肝脏解剖的研究，在建立人体肝脏灌注腐蚀模型并进行详尽观察研究和外科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的新见解，为肝脏手术奠定了解剖学基础。1960年，吴孟超主刀成功完成了中国首例肝癌切除手术，不久又发明了“常温下肝门间隔阻断法”，把肝脏手术成功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1963年，他成功完成世界上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手术。短短几年，吴盂超的成就已能编成几本教材了！

今天的吴孟超不只是优秀的外科医生，更是一位战略医学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盂超就敏锐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提高对恶性肿瘤的防治水平，必须依赖基础研究的进步。因此，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基础研究实验室。1993年他又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癌研究基地——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所，把对肝癌的研究深人到分子水平和生物治疗领域。吴盂超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创新性地利用肝癌细胞与激活的B淋巴细胞进行融合，形成了细胞融合疫苗。这是世界上第一支肝癌疫苗！《科学》杂志立即在显要位置登载了这一震惊世界的发明。现在该疫苗正在临床试验阶段。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肝癌将彻底成为历史名词！国际著名肝脏外科学家、国际肝胆胰协会前主席评价，吴孟超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在中国和国际都处于领先地位，他的成就令全球同行瞩目和敬佩。

如今，年逾八旬的吴孟超院士，为了中国的肝脏外科事业，仍奋斗在临床、教学、科

研第一线。他依然站在手术台前，每天8点开始，小手术就做两、三台，大手术就做一台，结束时往往已是下午一两点钟了。每年，吴盂超都要接待很多满怀希望前来看病的患者，他们中有农民、有华侨、有下岗工人、有学生，他们或贫苦、或富有、或平凡、或显赫，可吴盂超从不问他们的身份。在吴盂超的眼里，病人只有病情轻重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医本仁术，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医生之于病人，其首要不在于手术做得如何流光溢彩，而在于如何向病人奉献天使般的温情。”

9.百年传承——“慈善”是一项事业

在当今慈善界，闽商可谓是独领风骚。不仅所捐善款总额冠绝全国，涌现了一批批“慈善大亨”，更勇于开拓进取，倡领中国慈善新潮流：2002年12月，晋江成立全国第一个县级慈善总会，其理事多为本土企业家，七年筹资八亿，惠民八万，被视为民间慈善机构典范。

闽商行善，心系桑梓，使慈善之花在八闽大地处处绽放，亦能抛弃地域隔阂，虽身在异国他乡，也心系故土，积极参与故乡的公益活动，行善不倦，成为“仁爱”象征。乐善好施的闽商早已把“慈善”当作一项事业。

闽商的慈善事业始于明朝。

明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大旱，赤野千里，民不聊生，海商领袖郑芝龙毅然捐资，“招饥民数万，一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不仅使人民免遭旱魔荼毒，更促进宝岛开发。清代迄始，福建慈善蔚然成风，善堂善会林立，如义仓、义塾、义渡此类的民间慈善机构多由闽商独力捐资设立，并受其管理。即使是官办色彩浓厚的育婴堂、普济堂，虽由官绅出资设立，但“商捐”却是其日常经费的重要来源，商人势力强大与否往往决定当地慈善机构规模。

翻阅史料，闽商“敦亲睦族”、“捐施贫乏”的记录随处可见，甚至还涌现了一批在全国颇具声望的慈善家。如晋江商人林瑞冈，早年曾参与上海“果育堂”创办，后又捐银五千两在家乡倡办“明善堂”，使“合镇贫乏家，孤寡有月资，病有医药，死亡有棺槽，行李困乏者助，济急扶危，遂以开一郡未有之善举。”除此之外，他还多次赈济灾民，名闻京师，被朝廷授予“乐善好施”匾额，并被赏戴花翎。

近代之后，由于地狭人多，许多福建人出海谋生，历尽艰辛，创业有成，成为侨商，他们虽有千万身家、却恋爱家乡、努力回馈桑梓，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像陈嘉庚、胡文虎等，使侨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在抗战的烽火岁月，许多闽商不惜毁家纾难，捐款捐物，救济难民，为抗战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可见，今日闽商彪炳善界，是历史的传承与发扬。

《2010胡润闽商慈善榜》中也特别提及陈发树和曹德旺两位企业家在近两年都提出了将自己公司价值数十亿元的股份捐献给慈善事业的计划。2009年2月，曹德旺公开宣布将捐出自己所持福耀玻璃股票的60%——当时市值38亿元，成立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以在中国范围内进行助学、救灾、救困、救急、宗教等慈善公益事业。8个月后的10月份，陈发树对外承诺捐赠当时价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有意效仿“盖茨基金会”的形式发起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

计划成立慈善基金会的不仅有陈发树和曹德旺，2010年5月1日，正值恒安集团成立25周年之际，恒安向晋江慈善总会捐赠1亿元，设立“恒安慈善基金”；2009年10月，安踏体育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及其家族成员以每股10港元的价格配售了8000万股安踏股份，约占安踏全部已发行股本的3.2%，共套现8亿港元，其中的部分资产将被丁世忠家族用于成立慈善基金会；2007年6月，中国龙工董事局主席李新炎成立了“李新炎慈善基金会”，基金会注册资金1000万元，注入资金3000万元重点开展扶贫助学项目。与此同时，还有闽商直接担任了慈善组织的领导，如恒安集团董事长许连捷、圣农集团董事长傅光明分别担任了晋江市慈善总会和南平市慈善总会的会长。

闽商之所以积极成立基金会，是出于把慈善公益事业做得更规范、更有效益的考虑。对此，福耀集团曹德旺的儿子——曹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现金捐赠好比吃面包，吃了就没有了，而成立基金会好像挖一口井，水能源源不断，才能更稳健、更持久地做慈善。”

事实上，闽商的善举不仅在于回报乡里，远在他乡创业生活的闽商，也同样热心投入当地的慈善公益事业。以西南重镇云南为例，据云南省福建商会秘书长吴世界介绍，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就有福建人跋山涉水到云南经商，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云南全省范围内经商生活的福建人近30万，投资总金额达千亿元。在云南，闽商和浙商、粤商是名列前三位的重要商帮，而在公益慈善捐赠榜上，闽商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据吴介绍，截至目前，云南省福建商会会员企业已经向云南当地慈善机构捐赠总计超过8亿元的善款，用于扶贫济困和帮助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爱是人类共同语言，是成功的真谛，是人性的无私体现。正是因为大爱，闽商才能广受欢迎与信任，在千年岁月中屹立不倒，成为国际商界的璀璨之星。虽有极少数恶徒打着慈善旗号，招摇撞骗，但最终不为闽商群体所容，声败名裂，备受唾弃。在新的历史时期，闽商不仅能秉承大爱本性，竞仿先辈，更能推陈出新，成为时代弄潮儿。相信在末来，闽商还将继续扬帆善界，为和谐社会构建、海西建设发挥更大贡献，开创中国慈善新时代。

10.传扬佛法——共创和谐社会

胡锦涛总书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所谓“知荣辱方能创和谐”，佛教于此契机契理，将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两千五百多年来，有无数的佛家弟子都在默默无闻的实践着“只为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的弘源。而今，佛教又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为世界求和平，为社会促和谐，为人类谋福祉。圆瑛、明旸这两位佛家弟子就毅然肩负着这一艰巨的神圣使命。

圆瑛、明旸是中国现代佛教界领袖，圆瑛是新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圆瑛，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1878年出生于福建省占田县平湖乡端上村的农民家庭。19岁，决意皈依佛门。

明旸法师，俗名陈心涛，号俊豪，1915年出生福建省福州市。1927年13岁时，在大雪峰崇圣寺，依圆瑛大师落发出家，法名日新，号明旸。

1928年，圆瑛被推为刚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主席，随即率佛教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废止改寺庙为学校的《寺庙管理条例》。不久，为分担社会责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养、兼利社会”，开办各种慈善福利事业。一时，佛教慈幼院、医院、工厂、农林场纷纷成立，佛教界面貌为之一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圆瑛以中国佛教会主席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致电蒙藏院警惕敌人的分裂活动，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呼吁其教徒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1932年12月，天童寺发生火灾，圆瑛大师发愿于3年内募资恢复旧观，明旸则襄助大师擘划，终获成功。1934年夏，圆瑛再次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主席，在南京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主张用佛教教义救人、救国、救世界。1935年，圆瑛大师的皈依弟子顾联承、邢明心夫妇，捐出上海大西路两亩多土地，兴建圆明讲堂，作为圆瑛大师在上海弘法修持的道场。讲堂落成，明旸随着圆瑛大师自宁波到上海，进驻圆明讲堂，明旸担任讲堂监院。1935年12月，圆瑛任天童寺住持期满回闽，接理涌泉寺住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圆瑛大师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身份，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并成立佛教战时救护团、难民收容所，亲任救护团团长。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他派遣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参与战地救护。成立难民收容所，收容救济难民。后来因难民人数太多，圆明讲堂中也设立了“第九难民收容所”，由白圣法师担任主任，明旸法师担任总务，综理事务。1937年冬，上海沦陷。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尸横遍野。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的难民的遗骸，日军不准收埋，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岂能让卫国抗敌的战士曝尸郊野，让罹祸难民的尸骸遗抛沟壑！圆瑛法师以大无畏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由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每天用4辆汽车，由掩埋队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送到郊外掩埋。昼夜不停，花了3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圆瑛法师率领中国佛教界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当时国民党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1937年11月和1938年9月，圆瑛大师、明旸法师先后两次远涉南洋，不辞辛苦地奔走于吉隆坡、槟榔屿、怡保和马六甲等地，在华侨中提倡“一元钱救国难”运动，激发海外炎黄子孙爱国热情，赢得广大侨胞踊跃捐款，募得巨额善款，支持政府抗日救国。

1945年至1948年间，圆瑛在上海圆明讲堂，创办“楞严专宗学院”，白任主讲，白圣、明旸两法师任教务长。造就一批法门龙象，遍布海内外。i947年，圆瑛又到南洋讲经，弘扬佛法。时香港、新加坡等地友人劝其再度出国安度晚年。但他坚决表示：“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1952年9月，圆瑛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同与会的佛教界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全国佛教徒团结起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会后，他回到上海，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登台讲演，衷心祷祝“国运日昌隆，人民常安乐，世界永和平”。法会进行十天，对宣传和平起了积极作用。1953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同年，圆瑛食道癌恶化，遂决定归老天童寺。行前，写下遗嘱交与赵朴初居士，再次寄语殷殷：“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是年9月12日圆寂，明旸奉师命书写遗嘱，继任为圆明讲堂住持。

1979年，随赵朴初居士为团长的第一个“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回上海后，中国佛教协会筹设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由明旸法师担任灵岩山寺首座，及佛学院副院长。以后十年间，灵岩山佛学院培育出青年僧侣150余人。

1983年，经过明旸法师的努力争取，上海的圆明讲堂和圆瑛大师纪念堂重新恢复。明旸法师主编了《圆瑛法汇》及《圆瑛法师年谱》，亲著《佛法概论》、《明旸诗集》等。1987年，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88年，受派为宁波太白山天童寺住持。此外，还先后兼任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福州西禅寺、莆田光孝寺的住持，德望所归，四众同仰。明旸法师曾多次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出访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1987年率领中国佛教僧迦法务团，赴美国主持为期七天的世界水陆空大法会，规模空前，影响深远。1993年更不顾年老，亲赴台湾弘法，迈出了两岸佛教交流的第一步。2002年7月23日晚，明旸法师在上海龙华寺圆寂，世寿日87岁。

圆瑛、明旸两位佛家弟子不辞辛苦，四处传扬佛法，普度众生，以解众生之离苦。与此同时，为维护世界的安定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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