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广东人共有的情结。广东人凭借自身的勤奋和智慧经商成功之后，总会回到家乡，或捐官辅政，或捐助家乡公益事业。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使当地的百姓获益，进而也使自身美名传天下。

1.独善其身，兼济天下

许多粤商都是从一穷二白，一张白纸似的起点上开始从掘第一桶金开始逐步走向致富之路，绘出绚丽的发展蓝图。细察广州商人们的发展轨迹，或多或少应了一句古语所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本身有着勤学上进、高瞻远瞩的品性。在企业尚未创立或起步阶段，他们通过读书学习竭力“修身”，伴随着企业的成立和发展又使自身的素质不断提高，而在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不忘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粤商邓广殷一家三代的事迹令人感动，发人深思。原全国政协委员邓广殷的父亲邓文钊(1908—1971年)是广东长乐(今五华县)人，曾担任过广东省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一开始，他便参加了保卫中国大同盟，曾设法在经济上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协助创办《华商报》并任董事长兼督印人。建国后，他团结港澳工商界爱国人士、海外侨胞集资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在广东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广州华侨大厦、南方大厦都是“华企”所建。“华企”还把从商业和外贸得来的利润投资于工业，创办了南方针织厂和东莞生粉厂以及若干地方的糖厂和松香厂等。“华企”于1953年并入了华侨投资公司。个性耿直、待人诚恳的邓文钊把最后分给他的职务奖金5千多元全部捐给广东省工商联建会所。

邓文钊还是1938年与宋庆龄在香港共同创办保盟(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时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国福利会创办之初，他不仅担任中央委员，还倾其家产支持机构的抗日救亡活动。从那时起，邓广殷就深受父亲影响，对宋庆龄无比景仰，对宋庆龄的事业满怀热爱。在20世纪50—60年代，帝国主义对我新中国经济和物资实行严密封锁的时候，邓广殷源源不断地从香港为内地提供所需物资，宋庆龄临终时将自己的全部书籍赠送给邓广殷。而他又全部将书捐赠给国家。

为了促进我国边远山区和农村教育事业，他拿出20万元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共同设立了邓文钊教师奖励金，从1995年起在安徽金寨和海南文昌两地奖励优秀的中小学教师。

他还教育他的子女，热爱宋庆龄的事业，支持祖国的建设。在他的影响下，他女儿在英国学医期间，经常利用假期到海南文昌妇幼保健院当义工；在美国读书的儿子选定的毕业论文是《宋庆龄与中国的妇女儿童福利事业》。

新新日用品董事长温畅芬，20岁时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从一个四处游荡的打零工的变成了一家工厂的车间主任。但由于不懂专业知识，他连电工也管不好、制不服。倔强、不肯服输的温畅芬一气之下报读了业余中专，专攻电子专业，毕业后继续读大专。1983年，他毅然辞去车间主任的职务到广州市区，一边做临时工，一边读业余大学。若不是温畅芬当初于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学习的积累，恐怕也难有今天以一小小“烫衣板”笑傲欧美市场的骄人成绩。

如今，他的企业不仅解决了千余人的就业问题，还是当地有名的纳税、创收大户。2006年3月24日，在广州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各界委员代表座谈会上，作为市工商联成员的温畅芬建议到的一点是：通过引导、鼓励民营企业招收农民工，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引导民营企业积极进行农业技术和产品创新，为民营企业营造搞好自身发展的“内环境”，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生力军作用。

南海渔利董事长徐峰在公司业务的冗繁中挤出时间攻读从工商管理硕士到心理学博士。徐峰读书并非要一个好听的名头，而是将所学应用于实践，因为中国有名言“民以食为天”，饮食之道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学思想。在设专宴款待第二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沧坛暨广东东方心理分析研究中心第一届理事会的与会者时，徐峰已经完成了《中国饮食文化心理分析研究》的博士论文，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2004年2月18日，世界杯预选赛中国与科威特足球之战在广州天河体育场举行。第二天《广州日报》报道了在比赛当天的一些感人小故事，其中就有南海渔村酒家为球赛做出“牺牲”一例。因那天同时又是农历正月廿八，按民间说法是一个结婚吉日，之前已有五六对新人预订了天河体育场南海渔村的婚宴，但出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希望南海渔村能够在当晚暂停营业半天。徐峰当时向记者估算，加上比赛前两天体育中心禁止停车的损失，南海渔村前后共亏损了近100万元，但社会效益高于企业利益，为了支持体育事业，他们愿意做出“牺牲”。

广东丝绸集团董事长蔡高声，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化州县丝厂工作期间就参加了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的大专学习。20世纪90年代中他任化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期间，又在广东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攻读本科学位。1996年当上广东省丝绸公司总经理后，他还花了三年业余时间参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学习。难怪乎有人说广东人拥有“明天的眼睛”，他们的眼光更注重教育、更注重以教育来换未来。也正是好学善读使得客商们的跟界更加开阔，境界更加高远。

在延伸产业链方面，蔡高声说，丝绸集团在省属国有企业中总资产、净资产规模都不大，但是集团依靠“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一头联结国际市场，一头联结千家万户，变小生产为大生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既提高了集团的市场竞争力，又带动了30万农户、150多万农业人口、35万企业员工脱贫奔小康，在增强了集团参与全球化竞争能力的同时还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新农村的建设。

广东人是在艰苦环境中创基立业，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他们闯荡大江南北，凭超群胆略，以争先气魄，驰骋各界。取得成就后回馈桑梓成了广东人普遍的做法。这不仅为自己创下基业，也为当地社会和家乡祖地做出巨大贡献，由此赢得世人尊敬以及家乡人民的爱戴。

2.恋祖爱乡，回报家邦

古诗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作为一个中国人，广东人有一颗可贵的中国心。即爱桑梓、爱祖国。广东人以自己对祖国、家乡的倾情之爱，以自己的高风亮节，为海内外的中国人树立起一座水远的丰碑。

田家炳秉着“取诸社会、用于社会”、“留财予子孙不如积德予后代”的中华传统美德，于1982年决定捐出十余亿元的财产，成立“田家炳基金会”，专事捐办公益事业。田家炳在全国各地均有独资和襄资捐建善业，项目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交通、文娱、社会福利等，以“田家炳”命名的单位和建筑物有数百项。他履仁崇义，不求闻达，深得海内外政府各级机构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嘉许。1994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1996年，英国女皇授予他MBE勋章。美国环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院士荣衔，国内30余省、市、县授予他“荣誉公民”、“荣誉市民”称号，数十所大学聘他为荣誉教授。

田家炳一贯主张，捐款做善事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和利，而是真正造福于人民。他不但关心家乡的事，凡是社会上的事，他力所能及地都给予关心。

他对教育事业是很关心，而且对文化事业亦很重视，如大埔县建青少年宫，他积极捐资赞助。大埔县汉剧团缺乏服装道具等，他也捐巨款解决。他不分行业，能帮就帮。田家炳不仅关心家乡的发展，而且也关心香港的公益事业。

田家炳敦品励学、勤俭自勉、治事严谨、淡泊名利的崇高品格，不分界域地举办善业、关心教育的可贵情操，深为世人所钦敬。

“裕华”创始人余连庆身居香港，心系乡土，他热心公益，早期多次捐助官坪村建学校，挖水井，修水利，并捐赠汽车给松口区。1982年，他独自捐资100万港元兴建松口中学连庆礼堂。同年他又以公司名义捐资人民币18万元必建裕华科学馆，1986年更发起集资捐建松口中学80周年纪念楼。其义举对其家族和社会影响深广。在他逝世后，其子女亲属遵照其生前遗嘱，捐献20万港元给松口中学和官坪小学设立“余连庆先生教育基金会”，为兴学育才再做贡献。

余囤春、余鹏春也从没有忘记自己对香港社会、对国家的一份责任感。他们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为港事国事恪尽一份力量，为内地和香港的各项福利事业捐款无数，回馈社会。余氏兄弟浓浓的家国情怀，大概是“裕华”强烈民族特色的一个很好体现，是裕华始终不渝坚持经营国货的深层原因。

何冬青是梅州市第一批荣誉市民，也是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香港七洋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1928年出生于平远石正，早年就读于平远石正中学及江西寻乌师范学校。抗战胜利后人读广州文化大学，主修中国文学，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49年只身移居香港。初期他从事出版工作，1953年创立大中国印刷厂、中华文化事业公司和大道书局，集出版、印刷、发行推广于一体，享誉文化界。1966年他创办的香港静宜女子中学，至1972年发展为7间分校，跻身香港中学十大之列。1968年他与香港市政局议员黄梦花、香港政府华员会(相当于内地工会组织)会长钱世年联名发起成立香港中文教育促进会，以抗衡港英政府重英轻中数典忘祖的殖民地教育政策，进而于1970年发动争取中文法定运动，被推举为“香港各界促成中文为法定语文联合工作委员会”总干事，负责策划及执行具体工作。这最终迫使港英政府宣布中、英文在香港享有同等法律地位，成功捍卫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尊严。1984年他获港督委任太平绅士勋衔。1985年香港推行代议政制时，他当选为第一位民选议会主席，并连任三届香港区议会主席联谊会主席。1991年他联合香港政坛精英千余人，组建稳定香港协会，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兼秘书长。1995年他被国务院聘为港事顾问，为香港乎稳过渡、政权顺利交接提出不少重要建议。1986年5月他首次应邀重归阔别40年的平远老家，毅然成立何冬青基金会，开展龙腾盛世系列工程，迄今为止已捐资两千多万元，主要用于教育、文化、医疗、路桥等福利事业。

刘宇新祖籍兴宁市坭陂镇，旅居香港，任香港宝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嘉应商会永远荣誉会长，全国第八、九届政协委员。他爱国爱乡，感情真挚；艰苦创业，慷慨为公。从20世纪70年代起，先后为母校坭陂中学捐资兴建科学大楼、舍、体育场，购制教学设备，帮助、支持学校工厂发展生产，设立奖教奖学基金；为嘉应大学、体育运动中心、剑英公园以及梅县、大埔、五华、丰顺等县捐建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项目。同时他为发展家乡的乡镇企业出谋献策，开展来料加工业务，提供车辆、织布机等各项资助，并为家乡侨务、城建、公安等方面的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

邹锡昌认为：“个人的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所以钱应该用在刀刃上，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出最好的作用。”2004年，中山大学成立80周年之际，邹锡昌捐赠2000万元为母校哲学系兴建教学大楼——“锡昌堂”。2005年12月，邹锡昌大力支持家乡梅州医疗事业的发展，在梅州市人民医院迎来80周年华诞之际，捐资1200万元修建住院大楼。让手中的财富回归社会和家乡父老，他认为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商人应该做的事。作为一个成功者，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改变更多人的生命旅程。

广州地区的发展绝对离不开粤商对家乡的回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广东人外出谋生和发展的太多了，造成了建设家乡的生力军力量比较弱，这势必要合理地利用好外出的资源；二是外出游子的总体素质可能相对比较高一点，将在家乡建设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外出游子如果不回报家乡那是不可想象的。而实际上广东人正是凭着自己的一腔回报父老的激情和使命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报效桑梓已成为他们生存与创业的重要动力。

3.实业报国，反哺家园

实业救国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天朝上国”威严扫地，中国跌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开始饱尝西方列强的凌辱。大思想家魏源愤然而起，编撰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强调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采用大机器生产才能抵御外辱。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在思想上直接发源于这种主张，孜孜以求的就是通过发展近代大机器工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洋务运动的发起人曾国藩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因而必须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富强”。

实业救国的思想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直到现在，这种思想在广大商人的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只是处在和平年代，“实业救国”演变为“实业报国”。

反哺家园，心系乡土，是粤商从古至今共有的情结。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的真正发展还是要靠当地经济的发展，要靠当地的广东人自己来建设。所以，在广州本土经营的粤商，他们反哺家乡的方式，除了像外地粤商那样捐助家乡公益事业外，经营好自己的企业，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率，本身也是一种回报家乡、回报社会的途径。而后者的意义，往往更甚于前者，因为它能切实地解决当地的民生问题，他们是家乡建设的中坚力量。

广东威华集团董事长李建华说：“后来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我不但做工程施工，还参与了公益事业建设，创造出被水利部专家誉为‘梅州水利模式’的清凉山水利枢纽工程，给梅城30万群众带来甘泉，使林业产业化实现社会效益、企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聊以自慰平生。”这说的不正是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吗?企业就是应该回报社会，服务民生。

“没有国哪有家，实业报国是每一个企业家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广东梅雁的杨钦欢常如是说。他认为，对于企业家来说，最大的正事就是把企业搞好。如果企业经营不好，破产了，导致了许多员工下岗，那企业家怎么去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据我们了解，杨钦欢不但关爱自己的员工，而且他觉得只有彻底改变在市场经济中下岗员工和一些贫困的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才是一个民营企业领导人、一个太平党员应有的社会责任。为此，他积极实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程，几乎每年都会提供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解决部分失业人员、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据统计，梅雁集团于2001年、2002年、2003年分别安排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167人、243人和394人。

杨钦欢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相继投资8亿元分别兴建水电站、改造梅江河段、举办种植场，既充分利用山区水力资源，又保障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1800户农户有了相对稳定的收人。他积极支持农村的精神文化建设，捐资100多万元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捐款100万元支持农村重见光明工程。在非典期间，杨钦欢毅然央定无偿提供价值260万元的药品，为梅州抗击非典做出自己的贡献。比之于历史上或外地的客商，杨钦欢的反哺精神一点都不逊色。

大埔县西岩茶叶集团的魏顶国董事长是一位以实业带领当地农户发家致富的企业家。近几年，西岩茶叶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创业，在农村求发展，带动和帮助更多当地农户走上富裕的道路，发挥了龙头企业的牵引、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积极为广大茶农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优质服务。目前，公司已带动周边5600多户农户发展茶叶生产，

并签订常年茶保价收购合同，使茶农每户平均增收3500元以匕，解决了农户卖茶难的问题。通过实施产业扶贫，大力兴办带动贫困农户增收的特色荣叶生产基地，引导农民更好地走向市场，解决了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魏顶国以自己的企业引导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当地农户致富难的实际难题。作为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雁南飞茶田也是充分发挥企业优

势，创造了规模经济效益，并且有力地带动了当地千家万户种植业的发展，与西岩茶叶集团的经营有异曲同工之妙。

社会是企业生存、成长、兴旺的土壤。企业经营过程中，企业本应该承担其社会责任，回报社会。这一点，粤商显然可以说是问心无愧。当我们了解广州企业的企业文化时，发现其企业文化里大多包含着这种“创办企业，回报社会”的内容。如广东威华企业义化的核心宗旨便是“以人为本、追求卓越、发展威华、造福社会”；威华倡导的是“企业发展要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社会发展共荣”的经营理念。李建华指出，威华企业文化要建立的是一种以“爱祖国、爱家乡、爱企业”为主导的企业文化。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往往有管理者的价值取向、精神品质的烙印。企业家文化是企业文化形成的源泉，对于企业的创始人则更是如此。所以，在粤商的企业文化中，总会包含着回报家乡，回报社会的内容。

当谈到一个企业家的人生价值观时，陈彩银的话朴实无华：人生一世，如果不珍惜时光，努力做点事，又有何意义呢?搞企业就要不断追求，这样的人生才充实。一个人财富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足通过创业解决一批人就业，并为地方经济发展尽绵薄之力。

“富国强民”是所有中国企业家的共同使命和目标，梦想伟大，道路艰辛。自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地区能够创造辉煌的经济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广东人在主观上几乎全体一致地怀有为自己、为国人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创造财富的使命，客观上形成了一致朝向“富民强国”目标前进的动力。一个企业绝对不能仅仅为赚钱为唯一目的而存在。除了赚钱之外，企业还应该服务社会、创造价值、提供就业机会、把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消费者，这些都应当是企业应该具有的目标，也可以说是梦想和使命。

4.乐善好施，投资公益

“乐善好施”是一项光彩的事业，它直接体现了公民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念。李嘉诚先生说过：“财富总是有限的，而一个人的爱心却是无价的。”助人为乐，扶弱济贫，“从一定意义上说，“乐善好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构建道德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仅是公民所必须肩负的社会责任，也是公众人物人格魅力和公益形象的必然彰显。“乐善好施”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好事”，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弱化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先富起来的人自愿通过多种形式捐助和帮助弱势群体，“先富”带“后富”，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财力物力，其实是一种“饮水思源”，以爱心和道德为基础，来缩小贫富差距，拉动社会分配公平的善举。“功在眼前，利在长远”，至少为缓解社会矛盾能作出一点奉献。

粤商的财富除了一部分用于再生产领域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兼济天下，回报社会，投资社会的公益事业。

广州市海珠区新淄镇龙潭村矗立着一座花岗石“乐善好施”的石碑坊，1891年(清绪十七年)奉皇帝颁布圣旨所建，目的是表彰该村白纶生一生热衷行善的义举。

白纶生1823年(清道光三年)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15岁到广州，在其堂舅父开设的洋行谋生。1841年，因舅父不在家，擅作主张与英商签约，白纶生被舅父驱逐出店。英商获悉后，以定金1万两鼓励他自开商行，白纶生遂开设“悦盛行”，经营爆竹生意，成为巨贾，又陆续增开商行20多间。白氏发家后，热心善事，在广州创办一间爱育善堂，每年拨款资助广州城西的方便医院和四庙善堂，平时对贫苦者施粥、施棉衣棉被，施棺木等。

1873年，家乡龙潭村西的西滘地区，有陈、卢、吴等姓数十人租种河边茅寮，因天灾失收，生活难以为继，只好向白纶生求助，他无偿捐赠土地72亩及各种生活必需品，并将该地命名为西滘村。西滘人建村后，知恩图报，建报恩祠，塑白纶生肖像以祀之。

白纶生对教育事业也捐助极多，1882年捐白银2000多两，在家乡建立兴仁书院，全村儿童免费入学，并捐地作为书院的日常开支。1890年，湖南发生重大洪灾，白纶生再捐巨款。

有的商人限于资金，难以在更大的层面上回报社会，但他们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事家族性的公益事业。清代广东南海人黄元康，从小一直梦想能通过读书应试，取得功名来光宗耀祖。可是贫困的父母不能满足他读书的希望，他只好放弃学业，走上经商谋生之道。他经商致富后，仿照宋代范氏义庄，出资建设黄氏始祖祠永享堂和小宗祠泽长堂，购买义田50余亩。义田收入主要用于支付给家族中孤寡老弱以及家贫不能读书者，他手订分配条例，告诫子孙要“守其法”。他的“俭积而厚施”，也扩大到宗族之外的贫困人士，当地百姓“微识与不识，皆知君为善人”。

广东番禺县的张殿铨也因家贫而改习商业，在广州城西的十三行街创办了隆记茶行。张殿铨致富后，慷慨好施，除了为家乡修路筑桥，还出资修筑防止潮水侵袭乡村的堤围。1844年，他带头捐资并倡议设立螺阳七约社学，地方官赠他“为善最乐”的匾额。

简照南年轻时因家贫随叔父远游经商，经过多年的打拼，兄弟俩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著名的香烟制造商。作为大商人的简照南也最乐为善，大凡振灾、兴学等义举，或独立

赞助或热心倡议，“每举一事，所捐动以巨万计”。他对教育的捐助最为积极慷慨，曾捐助过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学校等，还出资设立留学欧美的助学金。他拿出不少资金设立女学、孤儿教育院、贫民教养院、残疾收养院，使贫弱者也能享受社会的温暖，尽到了一个商人对社会的责任。他告诫后人，在生活上“毋妄费一钱”，但“周人之急、济人之危”，则“皆吾人分内事也”。

今广东珠海市的翠微村有一条两米宽的花岗石板街，长达2000余米。他的修建者就是大买办吴健彰。1859年(清咸丰九年)，年近古稀的吴健彰从上海返回原籍，传说他在家乡广置良田美池，建有陶春园、夏美国、棣园、秋爽园和稻园等园林，并出巨资修整家乡翠微街道，将“本乡街道悉铺以石”，捐送吴氏大宗祠义田数百亩，周济村中的孤寡残疾人，捐银500两，用于发展家乡的教育，他还曾向河南灾区捐银2．2万两。

粤商们的善举不但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口称赞，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可以说取得了双赢的结果。

“乐善好施”是社会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种先进企业文化。财富有价，爱心无限。有财富更要担责任，有资本更要讲道德，有地位更要有良知，个人越富有越是能乐善好施。粤商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果，充分体现出“乐善好施”的富人乐于承担社会责任、知恩图报的价值观。

5.捐资教育，科技兴国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科举制度确立以后，最能影响中国人的一句格言。科举考试与做官紧密相联，俗话说：“学而优则仕。”其实，在传统社会里，商人要想发财、站稳脚跟，也非得和官发生联系不可，商人于发财后，总会捐纳也就是花些银子买一个官职，也可称为“商而优则仕”吧。

商人们正是在商海沉浮中体验到当官的重要性，所以对子弟的教育十分看重。活跃在各地的粤商，大力投资兴办学校，尤其是举办近代的新式教育。

独资兴办汕头大学，更是李嘉诚爱国义举的一块丰碑。巨额的捐献，无数的善行义举，为李嘉诚和他的企业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更使他的企业产生了震撼大地的品牌效应，80世纪80年代在向海外的拓展中引起世界瞩耳。

李嘉诚出身书香世家，父辈多是教师，他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就曾立下了长大后做一个教师的志愿。即使走上经商的道路以后，仍希望赚到一些钱后，改行做学问或当教师。另一方面，他深知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深为自己从小没能多读一点书，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感到遗憾，因此希望捐资办学，在国家的教育事业上有所贡献。

汕头大学是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广东省省属综合性大学，也是继陈嘉庚独资创建厦门大学之后，中国第二所由海外爱国人士捐巨资兴办的大学。

这所大学位于潮安、澄海、揭阳和汕头市区交界处，背靠峰峦叠嶂，前眺茫茫平原，校园内风景秀丽，夏天清凉宜人，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学校附近还有名胜龙泉岩，在巍峨屹立的巨石之下，有一可容纳数十人的天然石洞，岩边还有一股格外清纯的泉水，终年潺流不绝。岩前尚存古迹“翁公书院”，是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的蓬州人翁万达及第前用心读书的处所。整个校园看上去雄伟壮观，幽静典雅。

无论是为了物质生活的富足，还是为了精神生活的丰满，人类都要不断追求更深更全面的知识和文化，而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则是实现人类这一追求的载体。可人口达1000万的潮汕地区氏期以来没有一所大学，这不能不令这里的乡亲们深感遗憾。

近百年来，不少潮汕人为建这样一所大学努力过，像张竞生、杜国庠、林子肩等人，他们奋斗不已，但终未能实现千万潮汕人的梦想。海外有识之士陈嘉庚先生在毗邻粤东的厦门独立捐资创办厦门大学之后，对粤东地区筹建大学一事也非常关心。他在《论潮州大学》一文中指出：“潮州与闽西毗邻，并与嘉兴、海陆丰接壤，地广人稠，人口l000万，尚未有一所大学，诚属憾事。”

在潮汕地区创建一所大学，已成为潮汕父老乡亲们的迫切愿望。

1979年，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汕头市被列人经济特区，因此更需要较多经济管理人才。于是，为了尽快满足潮汕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潮汕地区更加迫切地需要一所大学。在这种形势下，海内外又一次掀起建立汕头大学的高潮。

李嘉诚与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汕头大学筹委会副主任庄世平老先生进行了长谈。

会谈中，李嘉诚和庄世平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激动，仿佛跟前已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汕头大学。

李嘉诚仔细考虑了汕大创办的重要意义，考虑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以及信守诺言的处世准则之后，认为办汕头大学比生意上的得失更重要。1983年5月，李嘉诚在给汕大筹委会的信中动情地说：“近年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所及，长实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各行业倒闭及亏蚀者甚多，他们经济损失十分严重。上述捐赠，在个人今后数年之现金收入，已达饱和，但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而站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尽心尽力，即使可能面对较为困难的经济情况下，他们也一定要做这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于是，李嘉诚果断地决定，一定要把汕大办起来。他再三向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表示：不管将来情况如何，他都要走下去，“我李嘉诚如果创办汕大的意志不够坚强。那么，汕大只能成为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俗话说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意义也就在于此吧”。

在李嘉诚的大力推动下，汕头大学终于创建起来了。

邓小平对此做了批示。国家教委马上落实了邓小平的批示，鼓励汕大进行改革，允许汕大开放办学，并先后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许多高校抽调了一批学科带头人、系主任和骨干教师支援汕大。

1986年l0月7日，李嘉诚在第四次莅临汕大时动情地说：“我把一生的心血放在汕大上了……说句心里话，汕大是我一生最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为了汕大我付出了不少心血，为了汕大我破釜沉舟……”

在汕头大学的筹建过程中，李嘉诚多次追加捐款，从1980年9月的3000万港元增加到1989年10月的37亿港元，一个月后又增至5．7亿港元。前后相比，所赠款项竞比原计划多出近20倍。

李嘉诚还亲自确立了“立足粤东、面向全省、顾及全国、对外开放”的办学方针和“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一心要把汕头大学建设成国内乃至国际上有名的高等学府。为此，付出再大的资金与精力的代价，他也毫不吝惜。

之后，李嘉诚在海外组建“李嘉诚汕头大学基金会有限公司”，参与投资在汕头市兴办的一个10万千瓦的年发电量5亿度的火力发电厂。李嘉诚汕头大学基金会有限公司除了对这一项目投资1000万美元外，还负责代汕头向国外筹借5000万美元。

汕头大学基金会是一个不图利润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保证汕头大学和汕头医院的后续资金支持，它的本金及其获得的利息和利润将全部用于此。

李嘉诚不是专业教育家，但他以其治理企业、开拓李氏王国所具有的独特理念，潜心经营汕头大学。李嘉诚认为，一所大学要敢于创新，积极进取，绝不能墨守成规。正如他经营企业时十分重视搜集全面、准确的信息一样，李嘉诚也会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来搜集有关教育方面的信息，为汕头大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办学经验。

6.悬壶济世，扶资医疗

“悬壶济世，治病医人”历来是道德至上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从治病救人入手做善事，也是一件最容易打动世人的事情。粤商在医疗事业上注入了大笔的投资。

最早引起中国人兴趣的西医大约是种痘。1803年(清嘉庆八年)，英国人在澳门试种牛痘，但未成功。1805年，英国商馆医生皮尔逊再次在澳门试种牛痘，获得成功，并撰文向中国人进行宣传。

行商郑崇谦在澳门得知牛痘接种成功的消息，立即请皮尔逊写一份详细的说明，然后翻译成中文，这就是著名的《种痘奇书》，随后出版发行，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种植牛痘的书籍。

十三行行商巨富伍秉鉴、潘有度、卢观恒又资助皮尔逊到广州行医，并在洋行会馆设牛痘局施种牛痘，每八天开种一次，城乡百姓纷纷前往接种牛痘。据统计，自1810～1840年间(清嘉庆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年)，广东接种牛痘者达到30万人次之多。可以说，没有“洋行好善诸公”的极力推广，就不会有牛痘术的迅速传播。牛痘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行商可以说功不可没。

时南海人邱熹奔走于澳门与广州之间，师从皮尔逊学习种牛痘术，受郑崇谦雇募在广州主持牛痘局。他历经十数寒暑，为人种牛痘累百盈千，为中国传播接种牛痘术的创始人。1817年，邱熹采《种痘奇书》的精华，根据亲身经验，撰写《引痘略》一书，成为中国人自撰牛痘术最早的著作。该书后在湖南，上海、广西等地多次重版，加速了牛痘接种术在全国的传播，对遏制天花在中国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

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以后，各地纷纷派人到广州牛痘局学习，或聘请广州的痘师到各省设局接种牛痘。1828年，广东盐商潘仕成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南海会馆设牛痘局，请广东人余心谷主持，邀请北京的医生参观学习。一时牛痘局遍布全国。广东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推广牛痘术的中心，各地的牛痘都是从广东输送出去的。

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美国医师伯驾来到广州，引起了广州行商们的注意，十三行商出资在新豆栏街租借房屋，为伯驾开设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最早的眼科专科医院，也是中国第一家西医院。伯驾高明的医术不断吸引病人前往就诊，超出了医局的接待能力。1835年11月，伍秉鉴在其商馆中为伯驾提供一所楼房，每年租金5007t：，1842年11月以后，不收租金，任其使用，作为医局的分局，取名博爱医院，后定名为广州医院。1865年(清同治四年)，更名为博济医院。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7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到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患有疝气病，曾请伯驾治疗。伯驾留下的第6565号报告记载：“疝气，林则徐，钦差大臣”。林则徐向伯

驾要了一些治疗疝气的药物。伯驾建议林则徐，为了减轻症状，必须带上一种托带，并给了林则徐半打托带。伯驾还根据描述，判断林则徐患有气喘病，也为他开了一点治疗的药物。林则徐为了表示感谢，专门派人给伯驾送水果，对眼科医院开展的工作表示肯定。

1866年，博济医院在院内设立“博济医学堂”，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1879年改名为南华医学堂。1886年夏，20岁的孙中山以“逸仙”之名在南华医学堂求学。

在南华医学堂学生中，“西关小姐”张竹君是首位在此求学的女生。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至今还保留着张竹君的求学记录，记录显示她于1897年入学，1900年队优等生的成绩毕业。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她组织中国赤十字会救护队，投入战场救护伤员，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

活跃在上海的粤籍商人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海宁路创设广肇医院，作为服务同乡的慈善医院。民国初年，该医院已可容纳数千人就诊。1918年9月，广肇医院改革同乡就医办法，规定凡是广肇同乡，只要有亲属签字，即可入院，专门收治麻风病患者。

广东医院(原名粤商医院)：1918年，旅沪广东社群内发生一次激烈的冲突，20余名原广肇公所董事退出公所，另组粤侨商业联合会。该会成立后，主要领袖为重塑自己在同乡社群中的形象，挽回不良影响，酝酿创办一些同乡慈善公益机构。建立一所正规的同乡医院，就是粤侨商业联合会推出的第一项大工程。

此前，旅沪广东同乡社群，设有一家医院和一个善堂，即广肇医院和元济善堂。元济善堂虽说是一家善堂，但以施医给药为主，同乡向来视同医院。广肇医院由广肇公所主办，设于19世纪末，位于海宁路。元济善堂和广肇医院的主办者虽然也倾注了诸多心血，但因规模狭小、设施过于简陋，难以适应日益扩大的同乡社群的需求。办一所正规的同乡社群医院，确实反映了同乡的愿望。

广东医院坐落于闸北天通庵路，占地20余亩，1919年起正式筹备，经过4年募款和建造，至1923年4月，正式落成。总共花费了20余万两银元，投入之大，超出沪上各同乡医院。

广东医院的征信录显示，捐赠者包括了广东不同地区的旅沪富商，既有广肇地区旅沪同乡中的商业领袖，如陈炳谦、简照南、简玉阶、赵灼臣等，也有潮州富商郭子彬、郑培之等人，因而广东医院是一家面向广东全省旅沪同乡的慈善机构。

广东医院分设中西医部，部设主任，除医生外，配备一定数量的护理人员。附设产科医院是该院的特色，当时不少广东旅沪同乡集居于闸北和北四川路，送租界内的妇婴医院颇为不便，广东医院附设产科医院，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乡妇女的生育难。

粤商对医疗事业的扶资，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疗水平，另一方面解决了贫民“看病难”的问题，真正起到救死扶伤的作用。

7.兴建育婴堂，救助遗孤

明清时期,粤商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商帮,跻身十大商帮之列。粤商受到儒学善德观的影响,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为了个人声誉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有清一代,粤商对弱势群体十分关注。尤其是对婴幼儿的关注，广东商人对婴幼儿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兴建育婴堂等机构，用于收养弃婴、补助贫困户自养婴孩等。广东民间有一定规模的保婴堂、育婴堂等机构，主要兴起于光绪年间，在一定意义上促使了社会风气的良性改善,对乡族社会的稳定及商人与官方的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广东潮州府揭阳县是一个内陆山区，溺杀女婴比较严重，原有的育婴堂限于经费，几乎难以开展正常的救济活动，当地商人黄乾正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在财力上支持重修育婴堂建筑，谨慎地选择奶妈，文献用“慎雇乳媪”加以表述；其次在制度上加以整顿，“力劝整顿，设立良规”，亲自参与育婴堂的管理。他每天很早就起床，沿着城市的周边散步察视，遇到呱呱啼哭的弃婴，立即命人抱到育婴堂，假如弃婴身上有父母留下的物件及姓氏，则专门用一个本子加以记录。据说，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晨练，收养了很多被遗弃的婴儿。

育婴堂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救助机构，资金的来源与增长始终是一个大问题。道光《两广盐法志》记载，广府和肇庆的育婴堂，“俱有商捐生息银两”。这里的“商捐”主要是由盐商捐助。食盐在传统社会是由国家控制的专卖品，盐商获得专卖权利，多富甲一方。而所谓的“生息银两”，大约是指将可流动的资金贷给其他商人以获取利息，积累育婴堂的资金，以支付日常开支。

广州育婴堂是当时最好的一家育婴堂，其性质为官督商办，和广州盐商关系非常密切。这所育婴堂创建于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由时任两广总督的石琳和巡盐御史沈恺曾发起，当时在广州西关经商的海南富商云志高等积极响应，他们捐资在广州西门外购买了钟氏废园，建造育婴堂。

云志高等商人再次捐资，在离广州不远的清远县购买了14顷以上的田地，加上新会等县部分充公田亩，“收其租人，以给乳妇、人役工食之费”。

广州育婴堂在盐商们的呵护下，得以良好运行。1730年(清雍正八年)，清远商人叶松云又捐银1000两，修葺育婴堂房屋，乾隆初，他以“省会育婴堂为四方聚集之区，乳妇婴儿工资口食，需用浩繁”为由，请求官府将育婴堂的捐银1510两，贷给商人收取利息，“每两二分起息，每季一缴，以为婴室经久之计”，得到批准。

育婴堂专供奶妈喂养婴儿的房间就达到29间，每年大约有2522两的经费可供支配，其中大部分来自于盐商。1739年(清乾隆四年)，因收养婴儿增加，育婴堂房屋再次缺乏，一些乳妇婴孩多散处他所。沈宏甫等商人捐银1000两，在广州大东门外子来里，购买土地建立新堂，计房屋300余间，作为育婴堂分设机构。

广东商人对育婴堂的管理以轮值制模式进行，每月派殷商三人轮流经营。育婴堂内添置物品、置办婴儿衣服等，均需经过值月商人同意。育婴堂还选择一名老成持重的商人督促管理奶妈，雇请的乳母必须是年轻力壮者，且贫家产妇优先。对日久无乳之乳母须剔除另雇，否则值月商人将会受到“追罚银两”的惩罚，如雇用的“乳妇个个有乳，年终养活之婴儿皆属肥胖”，值月商人则会得到“给匾奖赏”。光绪年间，肇庆府的丝商捐资重修扩建了德庆州的育婴堂，其管理也是推举实心办事的绅商六人，每月二人轮值，“验婴肥瘦，稽查数目”，越来越关注婴儿的成活率与成长率。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又在莫村墟创建育婴堂分堂，也是任用绅商为值月，并在章程上增设规条，要求贫困者将无力抚养的婴儿，必须抱送给育婴堂抚养，如继续溺杀女婴，育婴堂董事一旦查明将“禀官究治”，增加了救助弱势群体的责任感，广东的“溺女之风，自是亦少”。

育婴堂比较倾向雇用贫家妇女，这一举措也间接地救济了贫家产妇，使她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8.建造善堂，扶弱济贫

善堂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慈善机构，只不过相比于今天的慈善机构，善堂的规模较小，职能较单一而已。广东人积极建造善堂，推动了以善堂为主的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善堂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地方公益事业的进步。如善堂一般都设有赠医施药的服务，聘请医师坐堂诊治，或遇到突发事件派医生前往医治；善堂的施棺代葬、打捞浮尸等善举使社会公共卫生状况得到改善，减少了疫病对居民健康及生命的影响。

民国《增城县志》卷十二《慈善》记载：“粤人乐善好施，尤中外所同仰，不可无以纪之。”以慈善为目的的善堂，如雨后舂笋般在广东各地建立起来。而善堂的活跃人物多来自商界，时称‘‘善堂为行商代表”，著堂的管理通常也是商人，如被称为“九大善堂之冠”的方便医院，即由七十二行商担任办理。

广州的善堂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要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九大善堂，它们是城西方便医院、润身善社、爱育善堂、崇正善堂、惠行善院、述善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明善善堂。

方便医院创建于1899年，原址就在今天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由广州南北行(中药业)、金丝行(丝绸业)、三、扛行(土杂货业)等发起募捐建设，当时仅作为一种单纯的慈善事业。创办伊始，旅港商人陈鹤云、丘静轩等在港捐募，先后建立病房十余间，于19叭年改名为方便医院，以收容病重垂危人为主，同时兼作异乡劳动者病亡收殓的处所。后来业务逐渐扩大发展为留医、施药、急赈、救灾、施棺、施衣、招待病侨、代收华侨骸骨等，成为华南最大的慈善团体。

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七十二烈士喋血沙场，尸骨一直无人敢收，是方便医院出面收殓了烈士的遗骸。抗战爆发前夕，广州大新公司老板蔡昌，根据医院章程，为大新公司全体职工及自己的亲戚朋友，缴纳基金，成为方便医院会员，并借会员选举当选董事会董事，后又被选为董事会主席。

广东商人与善堂组织息息相关，参与创办的善堂遍布全省各地，如嘉庆朝番禺的恤嫠公局，同治朝南海的爱育善堂、清远的尚义善堂；光绪朝佛山的万善堂、广州的广仁善堂、南海的广济医院、香山的福善堂、清远的同善堂、广州的崇正善堂、五华的回春堂、番禺的乐善医院、香山的崇德善院、龙门的同善堂、高要的同仁医院等。民国《东莞县志》卷十九“善堂”称：善堂之设，创于近代，各府州县皆有之。

善堂初始经费大多是商人独资或由商人和社会各界集资而得，维持善堂运作的经费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善堂物业的租金，二是商人每年的捐助以及向社会的募捐。

广东南海商人潘壁光青少年时就跟随父亲在外经商，独立在广州的长寿街开设顺记号，待积资稍裕，便筹划创办爱育善堂，他对善堂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年逾八十，仍重视善堂的建设与管理，常常步行到善堂，而将原本乘坐舆马的交通费，节省下来周济穷人。

商人作为社会人群中占有财富相对较多的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国家一时无法承担的社会保障救助机制的主角。广东各地建立的善堂机构，由于来自商人的广泛捐输，不但规模大，而且积储也丰厚，从而对社会的施济也自然广泛。偶有灾荒，赈济平粜，一呼即应，其惠几遍于全省。

以粤商为主体的民间慈善事业达到新阶段，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效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广州设立的善堂组织不下18家，由商人主导举办的慈善事业，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趋势。

郑雨生自豪地认为：“而粤人之性质，则更多行侠仗义之风，以故慈善事业之创设最多，为他省所不及。”他认为广东在当时是全国慈善事业最发达的地区，并提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广东尤其是沿海地区海运通商，商业发达，风气早开，受西方思想影响，具有侠义悲悯的公义心肠；二是广东濒海，受到气候影响特易成灾，人们容易形成互助慈善的行为。

9.集资“山庄”，凝聚乡情

山庄是粤商专门集资创设了安置客死异乡同伴灵柩的场所。广东商人长期在异地经商，有的长期寓居客地，直至老死他乡，这在当时繁华的大都市，因粤商人数众多，情况更为普遍。出于浓重的乡情意识，粤商集资创办了“山庄”，以使死者的灵魂得到慰藉。随着时间的推移，粤商山庄又成为所在地的一项重要的公益场所。

晚清以来，广州府和肇庆府商人在上海十分活跃，结成为广肇商帮。上海的广肇山庄坐落在新闸桥的西南方，最初由徐润的伯父徐钰亭等人捐资购买，占地30余亩，起初只是普通坟冢而已。清末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多达十七八万人。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唐廷枢、徐润等又在上海添置土地八九十亩之多，扩大了山庄的规模，这次购买的土地靠近上海租界的繁华地段，建造有敦梓堂、地藏殿等设施，后又陆续购买土地，使得粤人山庄达到上百亩。

山庄本来只是对客死异乡者的临时安葬场所，但由于种种不确定因素，一些灵柩相当长时间后才能魂归故土，有的甚至永居客乡。活着的人总希望能通过某种仪式性的东西，让这些孤魂野鬼感受到他们的思念，又可借此凝聚同乡之情。

农历七月十五，是我国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人们将佛教的盂兰盆节和道教的中元节合而为一，超度亡灵，普度众生，提倡孝顺与博爱。各地粤商多在这一天举行各种仪式悼念已故同伴，山庄成为重要的迎神赛会场所。上海的广肇山庄每年中元节都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专门建立水陆道场，设坛讽经，届时各种纸扎的人物、供品，争奇斗巧，吸引了大批游人的观赏。同时，在山庄的道场还会举办各种形式的杂耍、演戏活动，“游人毕集，极为热闹”。

广肇山庄举办的盂兰盆会已经超越了原先祭祀先贤的内涵，既带有摆阔式的广告味道，又具有宣传广东地域文化、丰富上海人精神生活的公益色彩。

广肇山庄在每年七八月间举办盂兰盆会活动时，上海地区非粤籍民众大约因迎神赛会有特色，或者以为粤商祭祀的神灵比较灵验，也纷纷涌来，美女香车云集，“吴娃楚艳亦莫不香车宝马络绎而来”，山庄周围，一时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为了维持场内外的秩序，山庄主办者还聘请西捕(也就是租界警察局的西人瞽察)站岗放哨。

光绪年间上海竹枝词写道：

旅申广肇有山庄，地步宽宏寄枢忙。每遇盂兰开会日，各般陈设独辉煌。

广肇山庄竞被灵活的粤商开发为繁华都会的大聚会场所。

天津也是近代粤商活动的重要地区，清末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记载，晚清以来，紫竹林梁家园一带的闽粤山庄，当地百姓俗称洋蛮坟地。民国《天津志略》记载，广东会馆于1916年在东局子半道之北购地200亩，划出20亩，新建山庄一所，山庄内遍栽花木果树，参仿西式。

天津的广东山庄和上海一样，也在每年七八月间，“醵资作会”，搭建起长达数百步的活动场所，悬挂着无数灯彩，聘请能工巧匠设计捆扎粤戏中的人物形象。在祭奠的那一天，锣鼓喧天，这些栩栩如生的纸人造型都挂在祭坛周围，“鼓动游人不下万计，车船轿马，流水游龙，倾城士女，空巷来观，熙熙攘攘”。至夜晚，彩灯齐放，“照如朗日”，还施放焰火，抛散食物，依然是香花鼓乐，游人兴致不减。

汉口的香山会馆每逢中元节，也举行隆重的盂兰盆会活动。据《申报》报道，1878''年，有460多名粤商捐资数百金，举行祭祀神灵活动，讽诵藏经三昼三夜。1891年，粤商的祭拜活动也是讽经礼忏，铺张华丽。

山庄的建立，满足了旅居者叶落归根的愿望；山庄是乡情凝聚的表现，增进了同乡之间的感情；也是组建者赢得人心，提高威望的重要途径。

10.搭建戏台，欢聚一堂

旅居在外的广东商人在生产劳作之余，常开展一些娱乐活动，娱乐既能调节身心，又能增进同乡情感，是旅居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广东人的娱乐内容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看戏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项目。表达了旅居在外的广东人对故土的热爱与怀恋。

清前期，广东商人通过海路抵达天津，都会在天后宫又名闽粤会馆一带，举行隆重的酬神演戏仪式，答谢天后圣母保护商船安全的功德。每年秋后农历九月十七日的财神爷生日，粤商又在会馆设宴并演戏三天，招待各往来客户，联络感情，然后满载北方货物南返。

据1882～1891年第一期海关十年报告调查，在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城市汉口，广东会馆在竣工开馆之日，都要举行祭神、演戏的仪式。广东会馆在汉口举行的开馆演戏仪式，因声势宏大而备受当时新闻媒体的关注。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10月21日《字林沪报》报道说：在汉口旅居的广东人都是巨商大贾，坐拥厚资。他们醵资在大火路建造广东会馆一所，“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因工程建设规模浩大，花了八年的时间才竣工。为此。粤商为答谢各方关照，决定在开馆之日，在会馆舞台开演大戏。粤商对这次演戏十分重视，在全国各戏班中进行挑选，最终从北京选定了庆喜、荣升两个京班，高价邀请他们南下到汉口的广东会馆“互相演戏”。

庆喜、荣升两班对赴汉口演出十分重视，专门派人前往上海添置绣金绸缎，新制各种演出的行头，并从北京、上海聘请当时著名的演员红菊花、麻子红、赵三、王小、洪福等十多人齐聚汉口，参加演出。据报道，会馆这一造势非常成功，在落成典礼之日，汉口的头面人物个个衣冠楚楚地前来祝贺，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人山人海。应该说，这次演出充分展示了广东商人在汉口商界的经济实力，也为他们起到了巨大的广告宣传效应。

上海是近代广东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粤剧也随着广东人而进入上海。1873年农历八月初一的《申报》报道说，粤剧荣高升部到上海，在大马路攀桂轩故址开园登场演剧，上海的广东人士兴高采烈地前往观看。这是粤剧首次亮相上海滩。由于演出用广东方言对白，观众几乎全为粤人。

民国初年，广东新会人陈铁生在上海先后组建精武体育会俱乐部、上海粤侨工界协进会俱乐部和上海中华音乐会三个粤乐团体，举办训练班培养人才。后又成立中西音乐研究社，对粤曲及粤乐的乐器进行革新，创作或改编了诸如《渔舟唱晚》《步步高》《雨打芭蕉》等传世佳作，被上海人称为“广东音乐”。

戏剧表演，离不开舞台。上海的广东商人一开始只是在粤人居住地搭建竹木结构的戏台，专演广东戏，名为鸣盛梨园。1924年，广东商人又在广东人新的聚居地新广东街兴建广东戏院，取名“广舞台”，专门用来演广东戏。1928年，又在北四川路，以西方剧场的形式，兴建广东大戏院，舞台宽敞明亮，效果极佳。

天津的广东会馆直到今天仍保存完好，1986年被改建为天津戏剧睁物馆。从会馆保存下来的捐款碑刻中可队看到，当时在津的南海籍大买办梁炎卿捐款数量最多，达6000两，会馆建筑面积2300多平方米，馆内的戏台最为典型，彩绘和木雕装饰独具特色。戏台向外伸出，台口投有一根柱子，便于观众观看演出，台面70多平方米。楼上楼下可容400～600人。舞台建筑在不用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能把音响效果传送到戏楼的各个角落。

清末民初，著名京剧大家梅兰芳、谭富英、尚小云、俞振飞、杨小楼等均在天津的广东会馆参加过演出。广东会馆能请到艺术名家演出，反映了广帮在天津商界与政界的实力。广东会馆还于1915年成立天津广东音乐会，同乡音乐爱好者每周一聚。

成都和重庆的广东会馆，也是“每逢神会必演戏庆祝”。各会馆大都建有专门的戏台、戏楼，分男女看台。会馆演出的内容也以广东故土戏为主兼及其他。1805年(清嘉庆十年)刊行的《成都竹枝词》写道：

过罢元宵尚唱灯，胡琴拉提是淫声。回门送妹皆堪赏，一折广东人上京。

搭建戏台，同乡齐聚，盛世高歌，欢聚一堂。这是旅居者凝聚乡情的表现，也是旅居者身在异国他乡排遣思乡之情的一种表现。...

相邻推荐：星际超越者  成为星际首富从修仙开始  可怕的福建人  末世我收留美女上司  小马宝莉：永恒守护者  寻觅超脱  大明败家子，家父平江伯  做一个会说话的女人：跟凤姐学口才  离婚后我成了顶流游戏制作人  阴棺借道  神奇宝贝：无敌训练家的崛起之路  销售胜经：销售精英的10项修炼  重生95：开局忽悠毛子卖装备  女人气场修习术  梦幻文墨之境  说话办事心计学  心理学与藏心术  销售冠军是怎样炼成的  不一样的犹太人  中基层管理者统驭力法则  可怕的广东人书籍  广东人很凶吗  广东人最可怕的一个宗族  可怕的广东人图片  可怕的广东人作者  广东人怕啥  广东人彪悍  可怕的广东人有多低调  广东人最怕什么诅咒  可怕的广东人是谁写的  可怕的广东人正版  可怕的广东人作者伍豪  可怕的广东人是什么人  广东人怕哪里人  广东人好恐怖  广东人最害怕说哪句话  可怕的广东人书  可怕的广东人作者伍豪是哪里人  广东人害怕的绕口令  可怕的广东人什么都吃  广东人怕鬼吗  可怕的广东人怎么说  广东人说话会吓死人的视频  可怕的广东人书在线看  可怕的广东人是谁  广东人的怪癖  广东人最怕什么  可怕的广东人读后感  广东人最怕什么脑筋急转弯  广东人太现实了  广东人凶不凶残  广东人可怕吗  可怕的广东人作者简介  可怕的广东人作者是谁  可怕的广东人伍豪  可怕的广东人作者是哪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