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威利突然意识到有好一段时间没在学院里见到珀西·卡托了。他到处打听了一番才知道，珀西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学院。没人说得清珀西在哪儿，不过有种说法是他已经离开伦敦回巴拿马去了。这消息让威利感到失落，就仿佛——尤其是在诺丁山暴乱平息之后——他最初到达伦敦的那段日子就此消失了。珀西曾说过，他害怕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可是，虽说连着几个星期报上关于诺丁山地产诈骗案的报道连篇累牍，但记者们似乎并不知道珀西牵连其中，而威利以为珀西之所以决定离开伦敦，是因为他凭借向来的敏锐已预感到会有更加可怕的事情降临。威利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失去了庇护。他的伦敦生活失去了滋味，他又像一开始那样，不知该往何处去了。

妹妹萨洛姬妮从德国寄来一封信。威利都不想拆信封。他不无羞愧地想起，当年在家乡的静修处和教会学校里，一封贴着德国邮票或者其他外国邮票的信会让他多么兴奋。那枚邮票的图案会引得他开始想象那个国家，他会觉得那寄信人是多么幸福。

亲爱的威利，不知你是否想到过你让我们很担心。你从来不写信，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你读书的学院是否会给你一个学位？这个学位是否能让你找到一份工作？看看你前面，有父亲做榜样，你要是不谨慎些，很可能就会像他那样无所事事。这种事在每个家庭里都有可能发生。

威利想：“以前我老是替她担心。我觉得她没有机会，只要能让她快乐，我做什么都愿意。后来那个德国老头子来了，丑小鸭萨洛姬妮变了。她成了十足的已婚女人，就好像她从来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变得跟我母亲一模一样。我感觉我所有的担心和关爱都成了笑话。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喜欢这样一个萨洛姬妮。”

我和沃尔夫预备去古巴以及别的地方。沃尔夫告诉我许多有关革命的理念。他就像我们母亲的叔叔，不过他当然有更多机会，也受过更好的教育，比我们家那位可怜的叔叔见过更多世面。我希望你能继承我们家这方面的传统，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而你现在在伦敦虚掷光阴于那些琐碎之事上，并且不知自己为何要做那些，这是多么自私。我和沃尔夫会在德国逗留几周。沃尔夫要在这里见一些电影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事情办完之后我会去伦敦待几天，看看你。

威利想：“别来，萨洛姬妮。请你别来。”

但她还是照计划来了，待了三四天，把他的日子翻了个个儿。她住在学院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是她离开德国前自己安排的——每天都到威利的学院宿舍烧一顿难吃的饭。她不用他帮忙。她买了些便宜的锅盘刀匙，找到几家蔬果店，每天带几样新鲜蔬菜来，在威利房间的一台小电炉上烹饪。她架好电炉，把锅放在电热圈上面的金属架子上。他们就着纸盘子吃完，她去走廊尽头的水槽旁洗锅。萨洛姬妮向来厨艺不佳，她在学院宿舍里做的饭菜很糟糕。气味在屋子里萦绕不去。威利担心违反学院规章，也担心别人看见他妹妹，这个不会打扮的黑种小厨子——纱丽外面罩着开襟毛衣，脚上穿着短袜。以她新近养成的武断作风，加上对什么事情都一知半解，用不了五分钟，她就会让威利苦心经营的有关他们家族背景的小故事穿帮。

她说：“拿到那个鼎鼎大名的学位或者文凭之后，你准备干什么？谋个小小的教职，然后余生都躲在这里？”

威利说：“我看你还不知道。我写了一本书。明年就会出版。”

“全是些废话。无论是这儿还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人想要读你那本书。这根本就不用我来告诉你。记不记得你当年还想当传教士来着？”

“我只不过是说，我得在这儿等到书出版。”

“到那会儿你又会有其他东西要等，接下来，又是等别的什么。这就是爸爸的一生。”

萨洛姬妮走后好几天，威利房间里都是她做的饭菜的气味。晚上，威利还在他枕头上、头发上、胳膊上闻到那气味。

他想：“她说得没错，但我不喜欢她那么说。我不知道以后该做什么。我只是在打发日子。我不喜欢在家乡等着我的位置。两年半来我过得像个自由人。我没法儿回去过别种生活。我也不想娶个萨洛姬妮这样的女人，要是我回去就不得不娶。如果我回去，就得去打仗，像我母亲的叔叔那样。我不想打那些仗。那是浪费我宝贵的生命。有些人喜欢打那些仗。另一件事萨洛姬妮也说对了。要是我拿到教师证书，决定留在这儿教书，那就是一种逃避。况且在诺丁山那样的地方教书也不好。他们会派我去那种地方，而我走路时会一直怀着恐惧，生怕像凯尔索那样误撞进人群被杀。那甚至还不如回老家。如果留在这儿，我会一直想着要和朋友的女朋友做爱。我已经发现这件事很容易。可我知道这不对，而且总有一天会给我惹来麻烦。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在外面主动结交女孩。没人教过我。我不知道如何同陌生人调情，什么时候可以碰女孩或是握她的手、吻她。我父亲把他的经历告诉我，提到他的性无能的时候，我还嘲笑过他。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却发现我和可怜的父亲没什么不同。每一个男人都该教自己儿子引诱女人的技巧。但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引诱。我们的婚姻都是安排好的。从来没有性技巧。这儿有人跟我提到《爱经》。在家乡可没人说这个。那是高等种姓的书，但我估计我那可怜的父亲从来没有看过，虽然他是婆罗门。那种以既哲学又实际的态度来对待性的观念属于我们的过去，而那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殆尽。现在我们过得就像是洞穴里乱伦的小野兽。我们抚摸每一个女性亲属，又总是满怀羞耻。家里没人谈论性和引诱，但我现在发现那才是每一个男人都应该学习的基本技能。马库斯、珀西·卡托、理查德，他们好像都是这方面的高手。我问过珀西他是怎么学会这一手的，他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用手指抚摸小女孩，强暴她们。我当时很吃惊，可现在不会了。”

一天早上，他打电话给珀迪塔。“珀迪塔，这个周末你到学院来好吗？”

“威利，这么做很愚蠢。对罗杰也不公平。”

“是不公平。可我需要你。上一次我表现不好。可我想告诉你，那是文化的问题。我想和你做爱，都快想疯了，可等到真做的时候，旧观念却占了上风，叫我既害羞又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坏了事。这一次我一定能做好。让我试试吧。”

“得了，威利。这些你以前就说过。”

她没有来。

他去找琼。有好几个月没见到她了。他想知道，诺丁山的那幢房子现在怎么样了，暴乱之后他们是否还有可能再去。可是琼已经不在德本汉姆商店的香水柜台了。而其他女孩妆化得太浓，很不友好。有一两个看见他甚至朝后退去：也许是因为他朝她们走去时步态坚决强硬。最后他终于从一个女孩那儿打听到琼的近况。琼结婚了，嫁给十二岁就认识的青梅竹马。那女孩还沉浸在这故事的浪漫情调之中，她的眼睛在假睫毛、睫毛膏和眉线之下闪烁着真诚的光芒。“他们不管去哪儿都一块儿，就像兄妹俩似的。不过他的行当有点古怪。殡葬，是家传生意。可琼说，如果你在那个环境中长大，感觉就不同了。有时候琼和他一起安排葬礼。他们结婚的时候用了一辆劳斯莱斯。是她家里租的，花了二十五英镑，很贵，可值得。那天一大早琼就看见那辆车了，驾驶座上是出租它的那个当地人，戴着顶鸭舌帽，身上标准司机打扮。她就问她老爸：‘你没租那辆车吧？’他说没有啊，那人可能只是开着它去参加老爷车大赛。当然喽，那车最后出现在了婚礼上。他们就跟兄妹俩似的。这年头，这种事已经难得一见了。”

那女孩越是滔滔不绝，威利便越能清晰地想象出克里考伍德的安稳生活，有家庭和朋友，有欢乐与激动，于是他愈加感到孤独、迷茫。如果他会喝酒，懂得那些喝酒的把戏，他也许会去酒吧。可他不会，他想的是去找个妓女。

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来到皮卡迪利广场。他在小街上逡巡，几乎不敢正眼看一看那些咄咄逼人、看上去很危险的街头女郎。他一直走到脚疼腿酸。快到半夜了，他走进一家灯火通明的咖啡馆。那儿全是妓女，举止粗鲁，一脸蠢相，毫无魅力可言，多数在喝茶、抽烟，有几个在吃软塌塌的白乳酪卷。她们的口音很难懂。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我还剩五个。”她指安全套。她把它们从包里翻出来，数了数。威利出去继续溜达。街上更安静了。他在一条小街上看见一个女郎正和和气气地和一个男人说话。他很好奇，便朝他们走过去。那男人突然发起火来，喝道：“你以为你在干吗！”接着穿过马路跑了。他不是朝威利喊，是朝那女的。她从那男人身边跳开。她的头发、前额和眼睑上沾着一些亮闪闪的粉末。她对着那个冲她喊叫的光头男人的背影说道：“我认识他。我在空军妇女辅助队那会儿，他在皇家空军。”

后来，为了免于彻底失败，威利找了一个女人搭讪。他没认真看她的脸，只是跟着她走。他受不了那个小屋子，极其闷热，充斥着香水、尿液甚至更糟糕的气味。他没去看那女人。他们也没说话。他的注意力全在自己身上，如何脱衣服，如何保持能力。那女人只脱了一半。她用粗糙的声音对威利说：“你不用脱袜子。”奇怪的句子，以前经常听到，但从不像这次这么有实际意义。她说：“当心我的头发。”威利勃起了，却没有刺激和快乐的感觉，射不出来。他感到羞耻。他想起那本老旧的塘鹅版书上关于性的几句话，那几句话曾让他感到受辱。他想：“也许我已经变成性爱强人了。”这时候，那女人说：“像个英国人那么干。”几秒钟之后，她就把他推开了。他不想争论。他穿好衣服，回学院去了。他满心羞耻。

过了几天，他乘公共汽车经过维多利亚长途汽车终点站时，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个花了他半个星期生活费的妓女。她又矮又胖，其貌不扬，没了夜晚的浓妆和装出来的邪恶，显得毫不起眼，显然是为了捞点钱从乡下来伦敦做几个晚上，现在准备回家了。

威利想：“这种屈辱就在这儿等着我。我得学珀西。我得走。”

他不晓得能去哪儿。珀西比他强，尽管起点比他低：父亲从牙买加去巴拿马运河干活，是面目不清的黑人劳工中的一个。珀西可以去巴拿马，可以去牙买加，甚至可以去美国，只要他愿意。威利只能回印度，而他不愿意回去。他现在有的只是一个念头——类似于相信魔法——有一天会发生某件事，一道光芒会将他照亮，他会被一连串事件带到某个他应当去的地方。他要做的就是时刻准备着，认准时机。

与此同时，他等着书出版，等着拿文凭。他躲在学院里，啃着无聊的课本，想着他一切努力的真正回报将是解放，而不是学位。而当他努力忘记这世界时，这世界似乎也忘记了他。英国广播公司的制作人没再找他写稿，罗杰也没再给他写信，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来提醒他：他曾在伦敦过着活跃多彩的生活，他写的一本书即将出版。终于，理查德寄来了出版目录，但却令他感到沮丧。目录中间某页上有一段介绍了他的书。他被说成“来自次大陆的颠覆性声音”，提到了小说里不同寻常的印度乡村背景，但没有进一步提及作品本身的特质。目录条目语气谦虚，甚至有些冷淡，没有任何商业宣传，与其说是推荐这本书，不如说是宣扬理查德和他尽人皆知的公司宗旨。罗杰当初担忧的正是这一点。威利觉得他的书被玷污了，抛弃了，而且已经死了。不久，校样寄到。他核对修订，就像是参加胎死腹中的婴儿的葬礼。又过了四个月，六本新书到了他手里。

理查德和他的出版社没写给他一个字。罗杰也没有音讯：威利担心珀迪塔已经把他供出去了。他觉得自己正在这种死寂中下沉。他在学院图书馆里翻阅报纸和周刊，看以前从来不看的出版物。两个星期，他没见到任何与他的书有关的字句，之后才开始在这儿那儿的新书评介的最后读到有关他的段落。

……在约翰·马斯特热辣的英印大餐之后，人们原本期待一盘纯正的热咖喱，而得到的却是一份来源不明、难以归类的助消化菜，吃完后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吃了各种东西，最后却仿佛错过了一餐……

……这些随意、难解的故事充满恐怖、不安和焦虑，出自某种尚未定型的世界观，极其混乱。它们显示出年轻人的迷惘，预示了新处境下的危机……

威利想：“让这本书去死吧。让它消失吧。别再对我提起它。我不会再写了。写这书不是我应当做的事。它是假的，编造的。幸好还没有哪个评论者看出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有一天，他收到两封信。一封是罗杰写来的。

亲爱的威利，致以迟到的祝贺。书的情况我自然十分了解，我看到的书评并非全都不好。评论这本书并不容易。似乎每一个评论者都只触及了它的某一个方面。这很好。理查德本应该更加尽力，可他向来如此。诚如那位拉丁诗人所言，书自有其命运，我觉得你的书将以你此刻无法想象的方式留存世间。

威利的挫败情绪和他对珀迪塔的担心使他觉得这封信模棱两可。他觉得那些话冷淡疏远，他不应该理会它。

另一封信来自一个非洲女孩或年轻女人。她的名字像是葡萄牙语的，她在伦敦读某个课程。她说她读了《每日邮报》上的书评——威利记得，那篇书评写得很糟，但尽力描述了故事情节——就去找了那本书。

在学校里，我们被告知阅读很重要，但对于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我猜你也一样，很难找到哪一本书能让我们在其中看到自己。我们读这本书或那本书，对自己说我们喜欢它，可是他们让我们读的那些书全都是为别人写的，而事实上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房子里，我们走路得小心翼翼，有时候听见别人说什么，我们得捂住耳朵。我觉得我必须给你写信，因为读你的小说，我第一次发现有些片段和我自己生活中的片段那么相似，尽管背景和具体情形如此不同。想到这些年来有人有同我一样的想法和感受，我心里真是高兴。

她想见他。他立刻回信请她到学院来。可随后他又担心起来。也许她本人并没有她的信那么令人愉快。他对她那个葡属非洲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不了解那里的种族、阶层和矛盾。她提到了她的出身背景，但没有就此再说什么。也许她属于某个混血族群，也许是另一种中间状态。这或许能解释她的热情，解释她为什么会这样解读他的书。威利想起他那个已经失去联络的朋友珀西·卡托：表面上穿戴讲究，爱开玩笑，心底却充满愤怒。但如果她来了，仔细追问他这本书的来历，他说不定会说漏嘴，而这个有葡萄牙语名字的女人或女孩就会发现，这些她从中看见自己非洲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印度故事其实脱胎于好莱坞老电影和俄国人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三部曲。威利不想让那女人失望。他希望她继续仰慕他。这一连串想法使他想到了别的事，他开始为自己担心。担心那女人也许会发现他同他的书并不相配，会发现他没有魅力，或者没有风度。

可是，当他见到她，所有的担心都消失了，他被征服了。她表现得仿佛早就认识他，喜欢他。她很年轻，娇小瘦弱，还很漂亮。举止悠然自在。而最让威利心醉的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感到自己被身边的人完全接受。在老家的时候，支配他生活的是混合的遗传。那毁了一切。就连对母亲的爱，本应该是纯洁的，却充满了环境造成的痛苦。在英国，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与别人不同这一观念。起先，感觉自己与众不同仿佛将他从家乡的残忍和规矩中解放了出来。但后来，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和琼，后来是和珀迪塔在一起时，有时候是在学院里遇到麻烦时——他又将这种不同当作武器，让自己显得更加愚蠢和粗陋。对于这个非洲女孩，他原本也准备用这个武器。可是没必要。可以说，没有什么可抗拒的，没有需要克服的疑虑，感受不到距离。

半个小时过去了，魔法仍没有消失，威利尽情享受着这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作为一个男人被接受，感觉自己很完美。也许是那本书让她对他毫不怀疑。又或者是安娜的非洲混血背景。威利不想去追究，安娜怎么对他，他就全力回报。这个女孩让他着迷，接下来几个星期，他渐渐迷恋起她的一切：她的声音，她的口音，她说某些英语词汇时的犹豫，她美丽的皮肤，她花钱时不容置疑的态度。他没见过其他女人像她那样花钱。珀迪塔翻找钱包的时候总显得有些困惑；大屁股的琼买东西时总是要拖到最后关头才肯用她的大手打开一个小钱包。安娜总是事先准备好钱。而与她这不容置疑的态度相对的则是她的娇怯瘦弱。这瘦弱使他想呵护她。和她做爱很容易，他很温柔，循着他的天性，丝毫没有像珀西·卡托建议的那样蛮横。以前跟别人在一起时非常困难的事，同她在一起却都是欢愉。

他们第一次接吻时——在学院宿舍里电炉对面的窄沙发上——她说：“你应该当心你的牙齿。它们损害了你的相貌。”他开玩笑说：“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它们变得很重，都快掉下来了。”这是真的：他来英国之后就没有好好注意过牙齿，在诺丁山暴乱、珀西·卡托失踪，以及理查德那份可恶的出版目录随便打发了他的新书之后，更是全然不管它们了。他的牙齿污迹斑斑，现在几乎全黑了，他甚至开始从中找乐子。他努力跟她解释。她说：“看牙医去。”他去了福尔汉姆的一家澳大利亚牙医诊所，对牙医说：“我从来没看过牙医。我牙不痛。我没什么症状可说。我过来只是因为老是梦见牙齿就快掉下来了。”牙医说：“我们连这个都能治。包在全民医疗里。我来瞧瞧。”然后他告诉威利：“恐怕你的梦并没有什么寓意。你的牙齿真的要掉了。牙垢跟水泥一样。牙渍很严重——你一定是喝茶太多。下排牙齿都被糊成一堵墙了。我还没见识过这种情况。你的下巴还能动，真是奇迹。”他开始喜滋滋地处理牙垢，又是刮又是凿又是磨，终于忙完了，威利觉得嘴巴酸痛，牙齿摇摇晃晃，暴露在外，甚至对空气都过敏。他对安娜说：“我经常听学院里的人说起有关伦敦的澳大利亚牙医的笑话。但愿我们做得没错。”

他鼓励安娜说说她的国家。他努力想象那位于非洲东海岸的国度，那空旷苍茫的背景。不久，他从她讲述的故事中发现她以一种特别的眼光观察他人：不是非洲人，就是非非洲人。威利想：“莫非她只是把我当作一个非非洲人？”但他把这念头推到了一边。

她讲了一个同学的故事。“她一直想当修女。后来她终于进了这里的一所修道院，几个月前我去看过她。她们的生活像是在坐牢，她们以自己的方式接触外界。吃饭的时候，有人从报上挑些新闻读给她们听，她们听到最简单的笑话都会像中学女生那样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我都要哭了。那么美的女孩，那被虚掷的人生。我实在忍不住，就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我不该让她更加悲伤。她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们没有钱。没有男人会来把我带走。我不愿意在那个国家枯萎。’就好像她现在没有枯萎似的。”

威利说：“我理解你的同学。有一阵子我想当牧师。去传教。我想像祖父那样。他们过得比我周围的人好多了。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其他出路。”然后他想到，安娜在她家乡的情形也许就跟自己在老家时一样。

另外一次，在那张小沙发上，安娜说：“我有一个故事，你可以用在下一本书里。要是你觉得能用的话。我母亲有个朋友叫路易莎。没人知道她亲生父母是谁。她被一个有钱的地主家收养，继承了部分产业。路易莎去了葡萄牙和欧洲。过了好多年挥霍的生活之后，她宣布说她找到一个好男人。她把他带回了非洲。他们在首府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那个好男人逢人就说他在欧洲有许多好朋友，都是大人物。后来，他跟路易莎去了丛林，住在路易莎的庄园里。大家都期待着那些大人物光临，他们的大房子开门迎客。可是一点动静没有。就只见路易莎和她的好男人越来越胖，重复着那次宴会上讲的故事。去看他们的人越来越少。又过了一阵子，那个男人开始和非洲女人睡觉，后来他连这个都应付不了，放弃了。路易莎这个养女和她的好男人，不管他们是幸福还是不幸，最后都死了，路易莎家族的财富消失了，再没人知道路易莎是谁，那个好男人又是谁。我母亲过去常讲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一个上寄宿学校的女孩，打扮过时，郁郁寡欢。她和父亲、继母住在丛林里。后来女孩的生母再婚了，女孩就去跟生母住。女孩变了许多。她变得时髦，开心，光彩照人。可好日子没持续多久。继父对她产生了兴趣，太有兴趣了。一天晚上，他闯进女孩的卧室。大闹了一场，然后是离婚，大丑闻。”

威利知道，第二个故事里那个生活在她非洲老家可怕的、毁灭性的丛林里的郁郁寡欢的女孩就是安娜。他想这就是她这么瘦弱、这么神经质的原因。威利因此更喜欢她了。

萨洛姬妮从古巴寄来一封信，还附了一张照片。

这个人说他认识你。他是来自巴拿马的拉美人，姓卡托，因为他们家在英属殖民地待过很长时间。他说，以前大家爱给自己的奴隶起一个希腊或者罗马名字，当作玩笑，而他的祖先得到了卡托这个姓。他现在去南美为切工作了，那里有许多事情要做，也许有一天他会回到牙买加做点事。他的心在那里。你应该以他为榜样。

在那张四四方方、对焦模糊的黑白照片上，珀西垂着双腿坐在一道矮墙上，沐浴在清早或傍晚的斜阳里。他头戴条纹羊毛帽，身穿泛白的束腰外衣或是丛林衬衫，上面饰有凸起的同色刺绣。和以前一样讲究。他对着镜头微笑，在他那明亮的眼睛里，威利觉得看见了珀西的每一面：牙买加和巴拿马的珀西，诺丁山和波西米亚聚会上的珀西，以及教育学院的珀西。

你有什么计划？我们在这里很少听到英格兰的消息，只是偶然收到关于种族暴乱的只言片语。你的书出版了吗？你跟谁都没提。你也没有给我们寄一本来，我猜它只是昙花一现。既然你已经发泄过了，就该把那类虚荣心搁在一边，认真想想未来的事。

威利想：“她说得没错。我一直相信奇迹。我在这儿的日子就快结束了。我的奖学金也快用完了，可我还什么计划都没有。我在这儿度过的开心时光只是美梦一场。等时间一到，他们就会把我扔出学校，我的生活将彻底改变。我得找个去处。我得找个工作。到那时，伦敦就会完全不同了。安娜不会去诺丁山的那种房间。我就要失去她了。”

威利就这样担心了好几天，然后他想：“我真是笨。我一直在等待被引向该去的地方，等待一个信号。而信号已经在那儿了。我应该跟安娜到她的国家去。”

他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说：“安娜，我想跟你去非洲。”

“是度假吗？”

“是永远。”

她没说话。一星期之后，他说：“你还记得我提过去非洲的事吗？”她脸色一沉。他说：“你读过我的小说。你知道我没地方可去。我也不想失去你。”她看上去很困惑。他没再说下去。后来，她临走的时候说：“你要给我时间。我得想想。”下一次她到他房间来，他们坐在小沙发上，她说：“你觉得你会喜欢非洲吗？”

他说：“你看那儿有什么事情是我能做的？”

“就看你是不是喜欢丛林了。我们庄园需要一个男人。不过你得学那里的语言。”

他在学院的最后一星期收到萨洛姬妮从哥伦比亚寄来的一封信。

我很高兴你终于拿到了文凭，尽管我不知道在你要去的地方文凭有什么用。在非洲，尤其是那些葡属领地，必须做艰苦的工作，我觉得你做不了。你就像父亲，到死都抓着旧观念不放。至于其他方面，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威利。你信里有关那个女孩的那些话，我看不懂。外人去印度，尽管身在这个国家，也不能理解它，而我肯定非洲也是一样。请务必小心。你是在把自己放到陌生人的手心里。你以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你并不完全知道。

威利想：“她对自己的跨国婚姻很满意，但却为我担心。”

然而，跟往常一样，尽管她言语轻率，还装大人腔，可还是让他不安，而且无法摆脱。当他收拾行李，一点一点退出学院宿舍，退出他的伦敦生活的中心的时候，这些话就在他耳边回荡。退出伦敦生活，现在是这么容易，他不知道如果他哪天不得不回来，该如何在这个城市重新立足。也许他还会走运，还会遇到曾经有过的一连串机会，但那些只会引导他走进一座他不了解的城市。

他们——他和安娜——从南安普顿出发。他心里想着不得不学的新语言。他不知道能否守住自己的母语。他不知道是否会忘记英语，他写作的语言。他让自己做小测验，一个做完立刻开始另一个。船航行在地中海上，其他乘客吃午饭、晚饭，玩甲板游戏，威利则在努力适应他在船上所意识到的现实：他几乎已经丧失了母语，正在丧失英语，他不再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不再拥有表达的天分。他没有告诉安娜。每次开口他都是在测试自己，看看他还记得多少。他宁可待在房里，对付降在自己头上的愚蠢游戏。在他眼里，亚历山大港已然破败，苏伊士运河也一样。（他想起——仿佛是从另一段更为幸福的生活，从远离此刻两岸耀眼的红色沙漠的地方——克里希纳·梅农穿着深色双排扣西装，拄着拐杖从海德公园的花坛边走过，低头思索关于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联合国演讲。）

三年前去往英格兰时，他曾经过这段航线，只不过方向相反。那时候他几乎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现在他对地理和历史有了更多了解，也大概知晓了埃及的古老。他希望能把眼前的风景和记忆连起来，但对于丧失语言的担心使他无法全神贯注。看见非洲海岸时，他仍然处于这种不能叫人满意的状态：位于广阔的荒野边缘的苏丹港、吉布提，接着是非洲角、蒙巴萨、达累斯萨拉姆，最终抵达安娜祖国的港口。一路上他一直表现得理智而清醒。无论是安娜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看出任何问题。但是威利却感觉体内另有一个自己，包裹在一个静默的空间里，在那儿他整个外在的生活都噤声了。

他希望自己以另一种方式抵达安娜的国家。那个城市很大很漂亮，远比他想象的要好，同他头脑中的非洲对不上号。它的壮丽叫他担忧。他觉得自己应付不了它。他在街上看到的那些陌生人懂得这地方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他想：“我不想留在这里。我要走。我就在这里住几天，然后找个法子离开。”在首府，在安娜的一个朋友家，在之后的缓慢旅程中，他一直怀着这个念头。他们乘小船北上，去安娜的庄园：逆着来时的方向往回走一小段，只是更靠近内陆，更靠近那些令人恐惧的大河河口和湿地，安静而空旷，泥和水在巨大的绿褐色旋涡中缓缓混为一体。正是这些河流阻断了通往北方的陆路。

最后，他们在一个小镇下了船。镇上多是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呈现出灰色、赭色和斑驳的白色，街道笔直，和首府的一样，但没有巨大的广告牌，甚至没有关于当地生活的暗示。一条狭窄的柏油路从镇外的旷野穿过，伸向内陆。而非洲人，瘦小的当地人，总是行走在柏油路两侧的红土地上，仿佛走在荒野里，但对他们来说那并不是荒野。不远处，在一片片种植着玉米、木薯或其他作物的田地边，是非洲人的村落、窝棚和芦苇篱笆围成的院落，那些窝棚轮廓齐整，屋顶铺着细细的长草，不时反射阳光，仿佛仔细梳理过的长发。锥形的灰色巨岩，有些大如山丘，从地面突兀地耸起，茕茕孑立，自成地标。他们转入一条土路。灌木丛和汽车一样高，经过的村子比柏油路两边的村子居民要多。红色的土路非常干燥，但有几处积了多时的水坑，挡风玻璃上都溅上了黑泥点。他们离开这条路，开始爬一段通向庄园宅子的陡坡。路直的地方坑坑洼洼；转弯的地方被雨冲出沟壑，水兀自往下流。宅子就矗立在一片杂草丛生、年深日久的花园中间，掩映在一株枝杈交错的巨大的雨树的浓荫下。屋子三面环绕的游廊为九重葛所遮蔽。

屋里的空气闷热凝滞。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透过铁丝网和昆虫尸体，望见芜杂的花园和高大的番木瓜树，望见大地越过腰果树丛和茅草屋顶退至锥形岩石，那些岩石在远方连成一带连绵低矮的灰蓝色山脉，威利想：“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想我找不到回去的路。我丝毫不想看惯这景色。我绝不要打开行李。我绝不要显得好像会留在这里。”

他一留十八年。

一天，他在庄园宅子的前门台阶上滑了一跤。这座宅子是安娜的白人外祖父——据说他一度每年都去一趟里斯本和巴黎——在一九一四年大战之后家里开始有钱的那几年建造的，前门台阶筑成半圆形，用的是进口的灰白色大理石。现在这些大理石有了裂缝，从裂缝里生出青苔，那天早晨下着雨，台阶上落了大树的花粉，十分湿滑。

威利在城里的军事医院醒来，周围尽是黑人伤兵，一个个面孔发亮，疲惫的眼睛布满血丝。安娜来看他的时候，他说：“我想离开你。”

安娜用那种曾经令他着迷，现在仍然很喜欢的声音说：“你摔得不轻。我几次三番叫那个新来的女仆清扫台阶。那些大理石总是那么滑。尤其是下过雨之后。在这种地方铺大理石台阶，真够蠢的。”

“我想离开你。”

“威利，你滑倒了。昏迷了好一阵子。大家把丛林里的战事说得太夸张了。你知道的。仗不会再打下去了。”

“我想的不是打仗。这世上到处都是让人摔跟头的东西。”

她说：“我以后再来。”

她再过来的时候，他说：“你认为如果有人看见我身上这么些擦伤和划伤，会以为我出了什么事？会以为我对自己做了什么？”

“你的精神正在恢复。”

“我已经陪伴你十八年了。”

“你是说你已经厌倦我了。”

“我是说我已经给了你十八年。我没法再给了。我没法再过你的日子了。我要过自己的日子。”

“那只是你的想法，威利。如果离开这儿，你要去哪儿？”

“我不知道。但我绝不能再待在这儿过你的日子了。”

她走后，他叫来黑白混血的护士长，用极慢的语速拼出英文单词，口述了一封给萨洛姬妮的信。这么多年，正是为了应对眼前这种情况，他一直记着萨洛姬妮的地址——哥伦比亚的、牙买加的、玻利维亚的、秘鲁的、阿根廷的、约旦的，以及其他五六个国家。然后，他以更加缓慢的语速——因为对德语单词没把握——向护士长口述了一个西柏林的地址。他交给她一张五英镑的旧钞票，是安娜以前给他的。那天晚些时候，护士长带着信和钞票去了一家印度人开的几乎被扫荡一空的商店，这是镇上仅有的几家商铺之一。葡萄牙人离开、游击队接管之后，这里就没有正常的邮政服务了。不过这个印度商人在东非海岸人脉广泛，能够把东西送上当地北去的帆船，带至达累斯萨拉姆和蒙巴萨。信件到了那里，就能贴上邮票寄出去了。

那封地址写得歪歪斜斜的信在非洲大陆手手相传，之后被盖上一个歪歪斜斜的戳，终于在某一天被送上一辆红色小邮车，到达了目的地夏洛滕堡。六个星期之后，威利也到了那里。积雪覆盖着人行道，中间是黄沙和盐铺成的小径，雪上散落着狗屎。萨洛姬妮住在一套宽敞阴暗的公寓里，上去得爬两段楼梯。沃尔夫不在。威利没见过他，也不想见他。萨洛姬妮只是说：“他在他另一个家里。”威利对这状况很满意，没再追问。

这公寓看上去已经多年乏人照料，让威利想起刚刚抛下的庄园大宅，心情沮丧。萨洛姬妮说：“从战前到现在这儿一直就没有装修过。”油漆陈旧灰暗，刷过多次，暗淡的颜色一层摞着一层，石膏和木头上的装饰花纹被糊住了，许多地方漆皮剥落，露出黑色的旧木头。安娜的房子里摆满家传的厚重家具，萨洛姬妮的大公寓却空荡荡的。只有很少几件最基本的家具，还都是二手货，而且似乎是随手选的。杯盘刀匙都很廉价。每一件东西都像临时拿来凑合的。萨洛姬妮在后面一间充斥着霉味的小厨房里做饭，威利吃得兴味索然。

她已经放弃了穿纱丽罩开衫着短袜的风格。现在她穿着牛仔裤和厚毛衣，行事比威利记忆中更加雷厉风行。威利想：“所有这些都埋藏在我留在家乡的那个女孩体内。要不是那个德国人把她带出来，所有这些都不会萌芽。如果没有他，她和她的灵魂是否就会那么腐烂下去直至化为虚无？”现在她很有魅力——在静修处的时候，这是无法想象的——而且，从她说的一些话里威利渐渐听出来，自他们上次见面以后，她有过许多情人。

到柏林没几天，他已经开始依赖妹妹。离开非洲后，他喜欢寒冷的地方，她就带他出去散步，尽管人行道很难走，尽管他仍然颤巍巍的。有时候他们去餐厅，会有泰米尔小男孩跑来兜售长枝玫瑰。他们面无笑容，身负使命，为千里之外的泰米尔战争筹款。他们的眼睛几乎不看威利兄妹俩。他们是另一代人，可威利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想：“我在伦敦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仍是这个样子。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孤独。”接着他又想：“可是我错了。我不像他们。我四十一了，人到中年。他们要比我小十五到二十岁，而且世道变了。他们已经宣告了自己是谁，并且愿意为此冒一切风险。我却总是躲避自己。没有冒过任何风险。而现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

傍晚，他们有时候会看见非洲人在亮着蓝光的电话亭里假装打电话，其实不过是想在里头多待会儿。萨洛姬妮说：“东德人把他们赶到东柏林，然后他们就到这儿来了。”威利想：“现在这儿有多少我们这种人啊！多少像我这样的人！这儿能容得下我们所有人吗？”

他问萨洛姬妮：“我的朋友珀西·卡托怎么样了？很久以前你写信提到过他。”

萨洛姬妮说：“他同切还有其他人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变得愤怒。他很小的时候离开巴拿马，对南美大陆保持着儿时的印象。回去后他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那里。他开始痛恨西班牙人。你可以说，他就像波尔布特。”

威利说：“像波尔布特是什么意思？”

“他认为西班牙人用最野蛮的方式强奸、劫掠了南美大陆，如果不把西班牙人和准西班牙人杀光，那里就不会有希望，革命就是在浪费时间。这想法让人很难接受，但其实很有趣，总有一天解放运动将考虑到这一点。拉丁美洲让你心碎。但珀西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也会忘记自己是在和西班牙人共事。他应该更讲求技巧。我想他不愿意过多地为自己辩解。他们和和气气地把他打发走了。他们背地里叫他‘黑矮子’。最后他回了牙买加。据说他在那里为革命工作，可后来我们发现他在北部海岸开了一家招徕游客的夜总会。”

威利说：“他以前不怎么喝酒，但他的心思一直在那种工作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威利曾听父亲讲述自己的经历，而如今，在柏林漫长的冬天，在咖啡馆、餐厅和空荡荡的公寓里，威利也开始向萨洛姬妮慢慢讲述他在非洲的经历。

在安娜庄园的第一天（威利说），你想它有多长就有多长。宅子里的一切，颜色、木头、家具、气味，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浴室里的一切也是如此：所有那些略带古董味道的器具，以及老式的烧水锅炉。房间是别人设计的，器具是别人安装的，白色的墙砖也是别人挑选的——有几块墙砖已经开裂，裂缝和胶泥上长了霉菌或者积了污垢，黑乎乎的，墙面也有些不平整。别人习惯了所有这些，当它们是这宅子里舒适的一部分。而在那个房间里，我尤其觉得自己是陌生人。

我设法挨过了这一天，无论是安娜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猜到我内心的感受，自从离开英格兰，我就一直深感疑虑。到了夜里，发电机开始工作。它发出的电力时强时弱。宅子内外的灯泡时明时暗，灯光似乎与脉搏呼应，这一刻充满房间，下一刻就退到墙边。那天夜里我一直在等着灯光稳定下来。将近十点钟的时候，灯光变得非常微弱。几分钟后更加微弱，又过了一会儿，便彻底熄灭了。发电机的呜咽声越来越低，我注意到它的声响。耳朵里嗡嗡作响，接着仿佛是蟋蟀在夜色中鸣叫，然后是沉寂和黑暗携手降临。再后来，就只看见后院仆人房里油灯昏黄的光晕。

我感到离自己所熟知的一切分外遥远。在那幢白色混凝土宅子里，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葡萄牙殖民地旧家具和我没见过的老旧的浴室器具中间，我是一个陌生人。当我躺下睡觉的时候，我再次望见——比白天看到的时间更长久——那奇异的锥形巨岩，那笔直的柏油路，以及行走的非洲人。

我从安娜身上，从她的力量和她不容置疑的态度中汲取安慰。正如现在，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萨洛姬妮，正如现在我依赖你一样，那个时候，自从安娜同意我跟她一起回非洲，我就一直依赖她。我尤其相信她的运气。这部分是因为她把自己交给了我。我相信她有神明引导和保护，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不会受到伤害。这也许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总是想依赖女人，虽然表面看来并非如此。而且，如果你不习惯依靠政府、法律、社会甚或历史，那么你当然只能相信运气或星象，不然你只有去死。我知道你继承了我们母亲的叔叔的激进基因，有不同的想法。我不想和你争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跟着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前往非洲某个殖民国家，那地方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有种族和社会难题。我爱安娜，我相信她的运气。这两个念头交织在一起。我知道，萨洛姬妮，你对爱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想解释一下。安娜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有了她，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你懂我的意思，而我想这就是爱。所以，我爱安娜，因为她给了我这件了不起的礼物，我也同样相信她的运气。我会跟着她去任何地方。

刚到非洲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有一天早上，我在起居室里看见一个非洲小女仆。她很瘦，脸庞发亮，穿着薄薄的棉布裙子。她用过分亲热但又极讲究的口吻说：“这么说你就是安娜从伦敦带回的男人。”她将扫帚靠在高背软垫扶手椅上，在椅子上坐下，就像坐在宝座上似的，两条胳膊平放在破旧的包了软垫的扶手上，开始和我彬彬有礼地一问一答起来。她背书似的说道：“你旅途愉快吗？”又说：“你是不是已经看了看这个国家？你对这儿感觉如何？”他们的语言我已经学过一阵子，因此能够同样一本正经地和这小女仆谈话。安娜走了进来。她说：“我以为是谁呢。”小女仆放下庄重的派头，从椅子上爬下来，拿起扫帚。安娜说：“她爸爸就是木匠朱利奥，是个酒鬼。”

朱利奥我见过。他是个混血儿，长了一双笑眯眯的叫人难以信赖的眼睛，就住在仆人房里。他喝酒后的情状已经成了仆人们的笑柄，而我也逐渐学会了不那么害怕。他周末才喝酒，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天的傍晚，他的非洲妻子经常会跑到主宅的花园里，独自一人惊慌失措，一步一步倒退着或是侧着身子走，非洲衣服从她肩膀上滑下来，眼睛时刻注意着仆人房里的醉汉。这情景会持续到天黑。然后发电机开启，震动声淹没了一切。时明时灭的灯光进一步改变了事物的面目。危机过去了。到了早晨，仆人房恢复平静，夜晚的激情荡然无存。

但那对朱利奥的女儿来说，可不是什么笑话。她用她那简洁、坦白的口气谈到他们家在后院两间屋子里的生活。她对我说：“我爸爸喝醉了就会打我妈妈。有时候还打我。有时候打得太厉害了，我没法睡觉，只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直到累趴下。有时候我会走上一夜。”此后，每天夜里上床之前，我都会有一两秒钟想到后院的那个小女仆。又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她这是抱怨还是夸耀，或仅仅是如实描述她的非洲生活。刚开始的那些日子，我一直替朱利奥的女儿担心，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她的情感在我看来是那么细致，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够在她存身的荒野中生活下去，直到后来，当地人让我对非洲女孩有了不同的看法。

当然，那里不是荒野。看上去空旷蛮荒，但其实都被测量和分割过。驾驶一辆适用的汽车，在土路上开上约莫半个钟头，你就会看见一幢庄园大宅，多多少少和安娜的宅子相似。半旧不新的白色混凝土建筑，宽阔的游廊上九重葛低垂，宅子后面盖有小屋。

到那里不久，一个星期天，我们去安娜的一位邻居家吃午饭。场面很大。宅子前面的露天沙地上停着溅了泥浆的吉普、路虎和其他牌子的四轮驱动越野车。非洲仆人身穿白制服，扣子系到脖颈。喝过饮料之后，大家随意散开，有些坐在餐厅的大桌边，有些坐在游廊的小桌边，那里有多年的九重葛缠绕交错，挡住了日光。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会怎么看我。安娜没提过这件事，我也就学她的样子，绝口不提。这时我发现大家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这竟然让我有些泄气。我本以为他们会觉得我与众不同，可是没有。实际上，有些庄园主似乎并不与人交谈；仿佛已经被孤独的生活夺去了这一能力。到了吃饭时间，他们就坐下来开始吃，夫妻俩肩并着肩，不再年轻，也不算老，都是人到中年，只是吃，不说话，也不看周围的人，自在得仿佛是在自己家里。快吃完的时候，有两三个女人叫来仆人吩咐了几句，片刻后，那几个仆人拿来一些纸袋，里面装着要带走的食物。这似乎是这地方的传统。就好像他们是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回家途中还要吃东西。

他们的种族各不相同，从看上去完全是白的到深棕色的都有。不少人的肤色和我父亲的相似，也许这就是他们表现得似乎愿意接纳我的原因之一。后来安娜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看你。”这个国家有印度人；我不是绝对的异类。有不少印度商人。他们经营廉价商店，从不和家族之外的人交往。有一个古老、庞大的果阿人群体，祖上是印度人，从葡萄牙旧殖民地来到这个非洲国家，在政府机构里做文员或是会计。他们的葡萄牙语带有一种特殊的口音。我不会被错认作果阿人。我的葡萄牙语很糟，还带着英语口音。所以大家不知道该把我归到哪一类，就随我去了。正如那个小女仆所说，我就是安娜从伦敦带回的男人。

后来安娜向我提起午餐会上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二等葡萄牙人。官方这么看待他们，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之所以是二等，是因为大部分人有一位祖父或祖母是非洲人，就像我一样。”那时候，即便是二等葡萄牙人，地位也很高，而正如他们在午餐会上低头吃饭，他们在殖民地也是低头挣钱，能挣多少就挣多少。若干年后，这情形会发生变化，但在当时，那个中规中矩的殖民地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都仿佛坚如磐石。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其中被完全接纳的世界。

那是我和安娜做爱最为热烈的一段日子。我爱她——在那个她外祖父和她母亲住过的能看见雨树受惊的枝条和纤柔的叶片的房间里——为了她带给我的幸运和解放，为了她让我摆脱恐惧，成为十足的男人。我向来爱她那一刻的严肃表情。她有一缕卷发，仿佛是从太阳穴中跃出的。它让我窥见她的非洲血统，让我更加爱她。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想到失去语言和几乎失去表达能力的恐惧了。

庄园里种植棉花、腰果和剑麻。我对这些作物一无所知。不过安娜雇了一个经理和几个监工。他们的住处离大宅有十分钟路程，沿着窄窄的土路走到头，是几间挨着的相似的白色混凝土小平房，屋顶铺着瓦楞铁皮，环绕着小小的游廊。安娜曾说过，庄园里需要一个男人，而不说我也知道，我的唯一用处就在于加强安娜对于那些人的权威。我从没有努力做得更多，那些监工接受了我。我知道他们接受我就表示尊重安娜的权威。于是我们相安无事。我开始学习。这种我以前全无了解也丝毫没有设想过的生活方式让我感到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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