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渴求比求知更合理。我们对一切通向知识的途径都进行试验，理性推理不足时我们便运用经验，

经验凭不同试验产生技术，

因为范例可以指明道路[1]。

——马尼利乌斯

不过经验是缺点更多更不值得重视的途径；然而真理如此之伟大，所以我们不应轻视通向真理的任何中介。理性推理的形式多样化到我们不知该从何着手，经验形式的多样化也不比理性推理形式逊色。想从事件的相似性中得出结果是靠不住的，因为事件永远不相同：在事物呈现的图景里，没有一种品质比差异性和多样性更具普遍性[2]。无论希腊人，拉丁人还是我们，大家都爱举鸡蛋的相似性作为相似性最明显的例子。不过仍有一些人，尤其是德尔斐[3]有个人却辨认出了鸡蛋之间存在的不同标志，所以他从不把此鸡蛋认作彼鸡蛋。此人养了许多鸡，他可以判断鸡蛋是哪只鸡下的。不相似性总自动干预我们的作品，没有什么艺术能作到完全相似。无论柏罗泽还是别人，谁都不可能把牌的背面精心擦光洗净到没有赌牌人能在牌过手的刹那间认出别人的牌。相似性作不到的事差异性却能作到[4]。大自然必定只能创造不相似之物[5]。

不过我并不欣赏那一位的[6]意见，他想用大量的法律让法官们吃现成饭，从而遏抑法官的权力：他不明白，解释法律与制订法律具有同样的自由度和延伸度。法官不仅对法律嗤之以鼻，而且想贬低法院辩论的意义，他们想提醒我们注意《圣经》上说得明明白白的话从而终止辩论。我们从思想上认为控制别人的意见和表达自己的意见范围同样广阔，正如认为注释现成的不像创造新的那般激烈那般艰辛。大家看得出此种思想错到了何神程度。因为在法国我们的法律比世界各国的法律加起来还多，比处理伊壁鸠鲁的微粒世界所须的法律还多，“昔日我们忍受丑闻，如今忍受法律[7]。”然而我们听任法官们谈意见作决定的事层出不穷，使你再也找不出像他们那么广泛那么放肆的自由。我们的立法者选择十万个诉讼特案和诉讼事实并给它们套上十万条法律又有何益？此数字与人类活动的无限差异性全不成比例。我们的构想再成倍增长也跟不上案例的变化。你再就那个数字增加一百倍，在将要发生的事件里也不可能有一件同几千个选中并登记在案的案例中的某一件完全吻合，也不可能没有某些情况和差异需要在判决时作不同的考虑。在我们永远变化着的行为里，能与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法律有关联者极少。最令人企望的法律是数量最少最简明也最普通的法律；我还认为宁可一点没有也别拥有我们这么多法律。

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法律永远比我们自订的法律中肯。诗人们对黄金时代的描绘和眼下再无黄金时代可言的各国的生活状态就是明证。有些国家在诉讼中唯一的法官是路经他们山区的第一位旅行者[8]。别的人则在赶集的日子选出他们当中的一位，此人便立即判定他们所有的诉讼案件。我们如让最贤明之人依照当时的具体情况在众目睽睽之下了结我们的案子，不必按先例也不须推论，这有何危险？什么脚穿什么鞋。斐迪南国王[9]派移民去印度时明智地规定人们不得把法学学生带去，因为法学就本质而言是一门产生争执和分裂的学问，国王生怕法学学生去了新大陆会使那里诉讼案泛滥。我同柏拉图一样，认为法学家和医生是国家的有害资源[10]。

我们的普通语言用在别处何等得心应手，为什么用在合同和遗嘱里就变得如此晦涩难懂？为什么说与写都善于明确表达思想的人在合同遗嘱之类的事务里竟做不到不遭怀疑和反驳的表态？原来精于此道的巨匠们对挑拣词句和条文情有独钟，他们再三斟酌各个音节。严格检查行文的起承转合，以至卷入无尽无休的形式和细而又细的划分，弄得自己也晕头转向，结果那些形式和划分全都不符合章程及规定，也得不到明确的理解。“分得细如尘埃的东西都是一片混乱[11]。”可曾见过儿童试图聚拢并计量水银？他们越压水银，越揉水银，越千方百计使其就范便越触怒那慷慨而又自由自在的金属：水银躲开孩子们的巧技越变越小，越变越分散，分散到无法计数。同样，将难以捉摸的繁琐问题分了又分，那是在教人加深怀疑；是让人扩大争执，使争执多样化；是延伸争执，使争执扩散开来。散布问题，然后再把问题剪来裁去，那是使世界纷争迭起，更加变化无定，犹如翻土，翻得越深越细，土越肥沃。“知识制造纷争[12]。”我们已怀疑过乌尔丕安[13]，让我们再怀疑巴尔托鲁斯和巴尔杜斯[14]。我们必须清除数不胜数的意见分歧的痕迹，绝不要以分歧装饰自己，使后代不得安宁。

我不知该怎样说，但出于经验可以认为，对事物作过多的解释会分散真理，取消真理。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写作是为让人领会，倘若他本人都达不到此目的，那么比他逊色的写作者和评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第三者就更达不到。我们着手研究一个课题，然后靠稀释加以扩展；我们可以把一个主题扩展成上千个题目，在将那些题目细分又细分使其反复增长之后，我们就会跌入伊壁鸠鲁的无限量微粒世界之中。两个人对同一事物的判断从不可能相同，两种见解也不可能完全相似；不仅人不同看法也不同，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看问题也不一样。我通常爱怀疑注疏者不屑一顾的东西。我在平地更常失足，有如我熟悉的马匹往往在平地失蹄。

谁不说注疏加深怀疑和无知？因为众人为之忙碌的人文书籍或圣书没有一本靠注解消灭了难点。第一百个注疏人把他认为更棘手更困难重重的问题再推给下一个注疏人[15]。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我们之间商定：此书注释足矣，已无话可说。此情况在诉讼里更为明显。有人将法律权威赋予无数学者，赋予不可胜数的判决和无休无止的诠释。然而真需要诠释时可曾得出过结果？诠释可曾促进安宁？我们如今是否已比繁冗法律的初期少用律师少用法官了？恰恰相反，我们的理解力正越变越弱，我们在埋葬我们的理解力；从今以后我们只有听凭各种围墙和障碍的摆布才能重新找回我们的理解力。人识别不出自己思想上天生的疾患：他们的思想一味东张西望，到处搜寻，不断兜着圈子，不断营造着，一陷进活计便不能自拔，有如蚕作茧自缚，在茧中窒息而死。“一只小鼠陷进松脂里[16]，”人的思想以为自己远远望见了什么光明的迹象和假想的真理，然而在往那边迅跑时，却有众多困难成了拦路虎，其中有障碍，也有自己新的寻觅，于是便为那光明的迹象和假想的真理而失去理智，而晕头转向。伊索寓言中狗的遭遇与此如出一辙。那些狗发现海上飘浮着假想的尸体，但它们接近不了那假象，于是开始喝水，直把通道吸干，狗也就窒息而死了[17]。克拉特斯谈到赫拉克利图斯的著作时也与此意相符，他说那些作品需要擅长游泳的读者，”这样，赫拉克利图斯学说的深度和分量才不至于把读者淹没并使读者窒息而死[18]。

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特有的弱点使我们满足于别人或我们自己在猎取知识中已得到的东西；换一个更精明的人就不会感到满足。总有位子留给后来人，是的，也留给我们自己，而且也有失败。求索未有终结时，我们的终结在另一个世界。满足和厌倦是智力衰减的征兆。高瞻远瞩的人从不自我满足：他永远有所追求，勇往直前，超越自己的力量；他的冲力超过他的实力，他如不前进，不往前挤，不往后退，不左冲右闯，他便是半拉子机敏之人；他的追求永无尽期，也不成形；他靠赞赏、猎取、模棱两可维持自己。这一点阿波罗已有充分的表现，他讲话总是双关的，既晦涩难懂，又转弯抹角[19]，不是使我们获得享受而是使我们白费时间，白费力气。那是一种不规则的活动，无休无止，没有指导也没有目的。活动中新花样层出不穷，连绵不断，一个产生另一个。

君不见流动的小溪，

溪水滚滚，无终无极，

有条不紊，沿着永恒的航道，

互相跟随又互相躲避。

一水推一水，

一水超一水：永远是水在水中流，

同样的溪，不同的水[20]。

阐明注释比注释更麻烦；以书为主题的书比别种主题的书更多：我们老互相诠释。

注释密密麻麻，注释作者多如牛毛。

几世纪以来最主要最了不起的学问岂非理解学者的学问？理解学者岂非一切研究的共同目的、终极目的？

我们的意见互相嫁接。第一个意见是第二个意见的梗，第二个意见又是第三个意见的梗。我们便这样一级一级爬梯子。由此而产生如下情况：达顶峰者所获的荣誉往往高于他的功绩。因为他不过踩在倒数第二人的肩上爬了很小一步。

我将自己撰写的书扩展开来谈论自己何其经常！也许何其愚蠢？愚蠢在于：我只因谈论自己才想起我谈论别人的这番话（别人亦如此）：“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如此之青睐，这证明他们爱自己的作品爱得心里发颤，证明他们攻击自己的作品态度之粗暴甚至轻蔑，无非是母亲宠爱儿女的一种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21]，他们赏识自己和轻蔑自已往往缘于同样的狂妄自大。我在此方面为自己辩白有比别人更大的自主权，原因在于我所写的恰恰是我自己和我的著作，有如我写我别的活动；也在于我写作的主题总自己推倒自己。不知是否人人都能接受我的辩白。

我在德国看见，路德听任大家就怀疑他的意见而分裂而争执，这比他引起的对《圣经》的争执更为激烈[22]。我们的争论皆为口头争执。我问什么是自然、享乐、限度和替换。问题由话语提出，也由话语解决。一块石头，那是一个物体。但有人可能紧追一句什么是物体？”“实体。”“实体又是什么？”如此循环往复，最后逼得答问者捧着笔记本走投无路。人们用一个字换另一个字，这另一个字往往更陌生。我清楚什么是人，比知道“这是终有一死的动物，是有理性的动物”更清楚。为了消除一种怀疑，他们让我抱三种怀疑：那是七头蛇的头[23]。苏格拉底问门侬[24]什么是德操。“有男人的德操，”门侬答道，“女人的德操，有官员的德操和个人的德操，有儿童的德操，老人的德操。”“这太妙了！”苏格拉底大声说。“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德操，现在倒有了一大堆德操[25]。”我们传达一个问题，别人却回敬一大堆问题。任何事件任何形式都不会与别的事件别的形式完全相同，所以各种事件和形式也不可能完全相异。自然的融合真是巧夺天工。如我们的相貌没有相同之处，就分辨不出人与禽兽；如我们的相貌完全相同，就分辨不出此人和彼人。一切事物都靠某种相似性而互相依存；一切范例都有毛病，而从经验中得出的联系则永远有欠缺，不完善；不过人仍可以通过某些标记连接各种可比之物。比如法律便通过迂回、勉强、转弯抹角的解释如此这般为每件案子效力并适应每个案件。

我们既然已看到涉及每个个人特殊义务的伦理性法律很难制订，那么，更难制订管理众多个人的法律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请仔细想想统治我们的司法形式：那是人类蠢行的真实明证，更何况其中的矛盾和错误不胜枚举。我们所认为的司法上的宽和严（宽严情况太多，所以我不知道是否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存在。）是同一个身体的病态部分和不正常的四肢，也是司法的精髓之所在。有几个农人适才急匆匆通知我说，他们把一个挨了一百大板的男子留在属于我的一片森林里了。那人还有呼吸，曾求他们可怜他，给他点水并扶他起来。农人说，他们不敢靠近受伤的人，他们害怕司法人员正好在那个地方碰见他们，所以他们逃走了。问题在于，假如碰见司法人员，此人会看见他们身边正好有一个被杀的人，他们没有必要为此意外事故而遭灭顶之灾。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金钱保护自己的无辜。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可以肯定，人道主义的救助会使他们忧心忡忡。

我们业已发现的无辜受罚者有多少（我此问尚不包括法官的罪过）？还有多少未被发现的无辜受罚者？下边这件事发生在当代：有几个人因杀人而判处死刑；判决书即使还没有宣布，起码已有了结论并作出了决定。这时，法官们得到邻近的下级法院通知，说他们手头有几名犯人承认那桩杀人案是他们所为，他们的招认具有说服力，而且罪犯还对犯罪事实作了无可辩驳的说明。于是法官们就是否应该中止并延期执行上述死刑判决进行辩论。大家仔细考虑了重新判决此案以及延期执行原判的后果，认为此项判决在司法上已成过去，法官已无权反悔。总之，那几个可怜虫为司法程序而牺牲了。菲力普或别的什么人曾为同样的弊端提供材料：他判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付大笔罚款，他的判决已执行了。不久，真相大白，事实证明他的判决极不公平。一方面是诉讼的理由，另方面是司法程式的理由。他不能两边都满足，便决定维持原判，同时用自己的钱补偿被判罚款人的损失[26]。他遇到的是可以弥补的事故，我讲的那些人却无可挽回地被绞死了。我所见比犯罪更罪恶滔天的判决何其多也！

这一切使我想起古人的见解：有意在总体上办公道事的人却被迫零零星星损害别人；头脑里想在大事上主持正义的人却在小事上不正不义[27]；人类正义是按医疗模式形成的，因此凡有用的都是公正的诚实的[28]；斯多葛派认为，自然的多数创造物天生悖逆正道；昔兰尼派则认为一切皆非自动公正，公正由习惯及法律形成[29]；按照狄奥多鲁斯派的观点，一切扒窃、亵渎圣物以及各种各样的淫荡行为，凡圣贤认为有利于己者皆合乎正道[30]。

无可救药。我竟到了自己的名誉和生活取决于检察官的机敏和照顾而不取决于自己的无辜的地步！这与阿尔西巴德好有一比[31]，不过作为能支配自己头脑的人，我永远想象不出我能像此公一般行事。我也许应当冒险去找一个法庭，该法庭既承认我作的好事也承认我作的错事，对这样的法庭我既有所希望也有所畏惧，可是我们的法庭只对我们伸出一只手，而且是左手。无论谁从法庭出来都有所损失。

中国[32]的政府管理和艺术与我们从无交流，他们对我们的政府管理和艺术也一无所知，但这个王国在许多方面成效卓著，超过我们的样板。这个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世界更为宽广更丰富多彩，无论古人抑或我们自己对世界都知之甚少。在中国，国王派遣到各省巡视的官员可以惩罚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的官吏，也可以极慷慨地奖励忠于职守为官清廉的官吏，而且奖惩都可以超越一般的方式及官员职责规定的范围。巡视大员去省里不仅为确保令行禁止，也为获得利益，不仅为得到报酬，也为得到奖励。

谢天谢地，还没有哪位法官以法官身份对我谈及什么诉讼案，无论是我的诉讼案抑或第三者的诉讼案，无论是刑事抑或民事诉讼。也还没有哪个监狱不光为去里面散步而接待过我。我已在想象中见到过监狱，即使观其外表那地方也是令人不快的。我对自由情有独钟，倘若有谁禁止我去印度的某个地方，我也会因此而活得不痛快。只要我能在别处找到自由的天地，我便不会在婆求我躲藏起来的地方自暴自弃。上帝！竟有这么些人因与法律发生冲突便被迫困在王国的某个地区，无权进入主要城市，无权利用公共水道和大路，眼见此情此景我多么难以忍受！只要我为之效力的法律威胁我一个指头，我会立即走开，去寻找另外的法律，寻遍天涯海角也在所不惜。在我国内战烽烟四起的年代，我的一切谨慎措施都力求战争不阻断我四处走动的自由。

法律之所以能靠信任维持，非因法律正确，只因它是法律。这便是法律权威的神秘依据，除此之外再无别的依据。此依据对法律十分有用。法律往往由蠢人制订，仇恨平等因而缺乏公正的人制订法律更为常见，永久的制订者却是些自高自大而又优柔寡断的人。

没有东西比法律的过错更为严重更为充分，犯过错也不像法律犯错误那般惯常。谁在他认为法律正确之处服从法律，恰恰在他该服从之处而未服从。我们法国的法律因自身的不规则和畸形有时竟为法律管理者和执行者的腐败助一臂之力。既然首脑如此之糊涂如此之不稳定，违抗法律的行为以及解释法律、管理法律和遵守法律方面的弊病就可能得到宽恕。无论我们从经验中可能获得什么成果，只要我们不善于利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因为自己的经验更亲切，当然就更能引导我们做我们必须做的事。），从外国典范中吸取的经验就很难对我们的制度有所补益。

我研究别的课题不如研究自己多。这就是我的形而上学，这就是我的物理学。

上帝施何计统治世界，管理我们的住所，

月亮从哪里升起，在哪里降落，

她怎样合拢双月牙，每月重圆显婀娜；

指引大海的风从何处刮起，暴风有何威力，

不断形成云雾的水来自哪里。

是否有一天会摧毁世界的通都大邑[33]。

——普罗佩尔修斯

探索吧，你们，

为研究宇宙而苦恼的人……[34]

——卢卡努斯

在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上，我以无知而又随便的态度听任世上的一般规律左右。我一发现普遍规律就能将它认识清楚。但我的知识不可能让那些规律改道，规律也不可能为我而发生变化。希望普遍规律发生变化是发疯，为此而操心更是发疯，因为普遍规律必然是相似的、公开的、共通的。

地方军政首长以其善心和干练应当无条件并全面地免除我们为他的政府操心。

探索和哲学沉思只能给我们的好奇心提供养料。哲人们要我们重新注意大自然的规律是极有道理的；然而自然规律并不需要十分高深的学问。哲人们篡改自然规律，把自然的面貌描绘得色彩过分浓艳过分矫揉造作，从而产生了单一主题多种面貌的现象。正如自然赋予我们双脚用以走路，自然在生活中引导我们也充满智慧，这种智慧不如哲人创造的智慧那么巧妙，那么强劲，那么夸张，但同样随和同样有益，在有幸善于天然有序地，即顺乎自然规律地努力工作的人身上，哲人创造的智慧说什么，这种天然智慧都能做得很出色。单纯依靠自然便是最明智地依靠自然。啊！无知和不好奇是供成熟头脑休息的何等柔软安全的长枕啊！

我宁愿通过自己而不愿通过西塞罗了解自己。我认为只要我善于学习，我自身的体验便足以使我变得聪明。谁能回想自己过去如何暴跳如雷，能回想暴怒曾怎样主宰了自己，谁对此种过激感情之丑陋就能认识得比读亚里士多德的书更为清楚，谁也就能更正确地憎恨这种感情。谁能忆起他曾经遭受过的伤害，威胁过他的艰险，以及曾激起他情绪变化的微小原因，谁就能由此而对未来的变化，对认清自己的处境作好思想准备。凯撒的一生对我们的教训并不比我们自己的一生对我们的教训多；皇帝也罢，百姓也罢，谁在一生中都会遇到人间的各种意外事故。我们就听听上面的话吧：我们之间谈论的全是我们最需要的。谁因记住了自己多次判断失误便永远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岂非蠢人？当我通过别人讲的道理而相信了某个错误意见时，我记不住他对我谈了什么新东西，也记不住在那特定情况下我表现的无知（这样收获会很小），但一般说我却记得住我的软弱和我智力之不济，我便由此而得出总体控制自己的办法。对待我的别种错误我也如此行事，我体会到此惯例对生活有巨大的用处。我并不把那件事和那个人看作使我失足摔倒的石头，却从中记取了随处都应当心自己步履的教训，而且有意对自己的步履加以调整。记住自己说了蠢话或作了蠢事，不过如此而已；必须记住自己无非是蠢人一个，这样的教训具有更广泛更重大的意义。我的记忆力经常出错，甚至在它最有把握时也出错，不过这类错误并未白犯：此时此刻我的记忆力对我赌咒发誓要我信任它也白费力气，我仍然对它摇头表示听不进去。我的记忆提出的证据遭到初次反对就弄得我十分紧张，我再也不敢在重大事情上相信它了，也不敢在别人陈述的事实上为我的记忆力担保。我因记忆力不佳而为，别人则往往因缺乏诚意而为，倘若不是如此，我定会在事实问题上相信别人的陈述比我的陈述更真实。倘若人人都能留心观察主宰他的过激情感赖以产生的环境及其后果，犹如我留心观察我天生的激情，他定会看见过激情感如何到来，而且可以略为减轻其来势迅猛的程度。这类激情并不总是冲过来便一把抓住你不放，有危险的预兆，也有不同的阶段。

有如大海上波涛掀起白泡，

海水随之上涨，浪涛更高，

从深不可测的海底直冲云霄[35]。

——维吉尔

判断力在我身上占据权威性地位，至少它在兢兢业业为此而努力；判断力听任我的各种欲望各行其是，包括仇恨和友情，甚至包括我对自己的恨和爱，它从不为这些感情和欲望而变质而腐败。如果说我的判断力无法按自己的意愿改造别的部分，它起码不会让自己变形去适应那些部分：我的判断力永远我行我素。

人人提醒自己认识自己，这会产生重大作用，因为那位知识和启蒙之神已经让人将此话钉在他庙宇的门楣上[36]，他很明白他需要规劝我们的一切。柏拉图也说过，智慧无非意味着实行这个嘱咐。在色诺芬尼的作品里苏格拉底对此还进行了详细核实[37]。只有深入研究了各门知识的人才能发现其中的难点和晦涩之处。因为必须在一定程度的理解基础上才可能注意到大家不知道的事，只有推门才知道门是关闭的。由此而产生了柏拉图式的难以捉摸的问题，对此，知者不必探索，因为他们已知其中究竟；不知者亦不必探索，因为要探索就必须知道探索的是些什么[38]。因此，在自知之明这一难以捉摸的问题上，人人都感觉良好，既自信又满意，人人都自诩为内行，这说明人人对此都一窍不通，正如在色诺芬尼的作品里苏格拉底对厄提登所作的训诫[39]。我个人没有别的公开主张，我只悟出其中的学问如此之深奥，如此之丰富多彩，所以我学习的唯一成果便是深感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太多。我倾向于谦虚谨慎，对规定的信仰毕恭毕敬，表达主张时永远冷静而有节制，我将这些倾向归功于往往为大家公认的我的宽容，我同时把怨恨之情归咎于咄咄逼人的讨厌的狂妄自大，这种自大狂只相信自己，是纪律和真理的大敌。听听那些人如何发号施令：他们提出的首批愚蠢建议是要求按规格建立宗教和法律。“没有比把论断和决定置于感觉和体验之前更可耻的事[40]。”亚里斯塔尔库斯[41]说，在古代，世界仅有七位贤哲；在他的时代世界仅有七个愚人。在当代，我们岂不比他更有理由作如是说？肯定和坚持是愚蠢的明显特征。如此愚人每天该有一百次摔在地上狗啃泥：瞧他多神气活现，竟同以往一样自信，一样不通融。你可能会说，摔了以后他的心灵已焕然一新，有了新的理解力，在他身上发生的事犹如在古代大地之子身上发生的事。大地之子摔到地上便重新获得了坚强的意志和力量[42]，

他一接触亲娘，

筋疲力竭的四肢便重获力量[43]。

——卢卡努

那不驯服的顽固不化之人难道不想重新获得智力以挑起一场新的争吵？我凭我的亲身经验强调人类有必要无知无识，依我之见，教人无知乃是社会教育最可靠的途径。不愿凭我个人的或他们自己的不中用的教训得出此结论的人，可以靠苏格拉底这样一位大师之师对此结论加以确认。安提斯德奈斯[44]对他的门生说：“喂，你们和我都去听苏格拉底讲话。在他那里我和你们一样是弟子。”他拥护苏格拉底斯多葛派的教义，即德操足以使人的生活美满幸福，不需要别的任何东西，“尽管我没有苏格拉底的毅力。”他补充说[45]。

我对自己进行过长期的细心观察，这训练了我，使我评判别人还算中肯，我谈论别的事很少比谈论这个主题更恰当更值得被人宽恕。我识别朋友们的状况往往比他们自己认识更为准确。我曾以我描述的贴切使某某人大吃一惊，同时也提醒了他注意自己。为了训练我把自己的生活映照在别人的生活里，我自幼养成了在此方面十分勤勉的气质，一想及此，我便很少放过在我周围出现的于我有用的东西。比如别人的举止、情绪、谈吐。我什么都研究：研究我应当避开的东西以及我应当紧追不放的东西。比如我通过朋友们的创作可以发现并告诉他们他们内心有何倾向，这样做不为规范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行为——在有些体裁和话题里，行为是极多样化极不连贯的——，也不为将我赞同和不赞同的意见明确划进大家熟悉的种类和范畴。

然而谁都说不出那些种类的数目，

和它们的称呼[46]。

——维吉尔

学者划分他们的思想和表明他们的思想都更为专门更为详尽。我个人看问题全凭习惯，毫无规则可言，所以我只一般地表达个人的思想，而且是摸索着表达。比如：我靠无条理的文章突出我的警句，就好比在讲一些不能同时讲也不能整体讲的东西。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心灵里是不存在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智慧是牢固而完整的建筑，它的每一个构件都各在其位并各有其标志唯有智慧完全自我禁锢[47]。”我让艺术家们把千变万化的面部表情整理出来，并克服我们的随意性，使那些面部表情表现得井然有序，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把这种十分杂乱、零星、偶然性极强的事做到底。我认为很难把我们的活动一个一个连结在一起，不仅如此，我认为分别确定每个活动的主要性质也很不容易，因为人的活动都有双重性，而且都闪耀着斑驳陆离的光彩。

马其顿国王佩尔瑟[48]的心思不能专注于任何现象，它在各种生活现象之间飘忽不定，这体现了他天马行空般的行为特点，所以他自己不了解自己，别的任何人也都不了解他，大家认为此事十分稀罕，我却认为这特点几乎适合所有的人。别的人且不谈，我曾见过另一位与他同等显赫的大人物，我认为上述结论也许对他更适合：他连一般的稳定都做不到，总随着难以预测的情况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以任何方式生活都会遭到挫折并遇到令人吃惊的障碍：他没有一种特点能让人理解，因此，如果哪一天有人能构想出这类性格，最酷似他的应该是：靠被人认不出来而千方百计让自己成名。

耳朵必须极为灵敏才能听见别人坦诚评价自己；由于很少人能忍受这种评价而不感到挨蜇般疼痛，冒险评价我们的人便对我们表现得格外友好。只有进行对人有利的刺伤和冒犯才算爱得正确。我认为评价短处超过长处的人是艰难的。柏拉图吩咐想考察别人心灵的人要具备三种素质：知识、善心、勇气[49]。

有时有人问我，如果谁竟敢在我上了年纪时利用我为他效力，我认为自己有何用处？

当阳刚之血气使我精力充沛时，

当善妒之暮年尚未使我两鬓如霜时[50]。

——维吉尔

——“毫无用处，”我说。我当然还会抱歉说，我不善于作使我受制于别人的事。但如果我的老师愿意，我也许会向他说出他的真实情况并监督他的生活习惯。不是以笼统的学究气的教训方式，我不会那一套（也没有在擅长那一套的人身上见到有什么真正的改进），而是一步一步观察他的生活习惯，适时地，一件事一件事地亲自监督并加以评判，爽直而又合乎情理，让他看到在众人眼里他是什么样子，同时反对阿谀他的人。倘若我们也像帝王那样不断被阿谀逢迎的恶棍腐蚀，我们当中便没有人能比帝王优秀。怎么，像亚历山大那样一位伟人、帝王、哲人都未能幸免于被腐蚀！我必定具有足够的忠于事实的勇气，有足够的判断力和自由权才能做得到。这类效劳是无名的；否则会失去效劳的作用和无偿奉献的意味。有一种角色是不能不加区别地属于所有人的，因为连真理本身都没有随时运用于一切事物的特权：真理无论运用于多么崇高的目的，它的用途都有界限。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世间的事均如此——，你无意间在王公耳边说出了真理，但这不仅毫无结果，而且还会招来损失，使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没有人能说服我相信：神圣的谏诤不可能被错误采纳，或对内容的重视不会让位给对形式的重视。我但愿能看见在谏诤方面有一个乐意认命的人，

这人愿意他就是他，

再不希罕别的什么[51]，

——马提亚尔

此人的命运不好不坏，因为，一方面，认命的人不会害怕触犯主人太深太狠从而失去晋升的势头；另方面，他的境况原本一般，同各色人等都容易沟通。我希望这种人只有他一个，因为把这种无拘无束和放肆的特权扩大到众多的人会产生有害的大不敬。是的，即使对这独一无二的人，我也要特意恳请他保持沉默。

如果一位国王为他自身的利益和自我改进都容不得朋友的言论自由（而他的朋友所说的话无非刺痛了他的听觉，话的其他效果则全由他自己决定），那么这位国王再吹嘘他如何耐心等待会见某个敌人以便为自己增光添彩，他也是不可信任的。然而从人的自身状态而言，世上没有人比帝王更需要真正的不受约束的提醒了。帝王们的生活定然尽人皆知，他们有必要使众多观众构成的舆论满意，所以，当大家习惯于对使帝王走入歧途的一切噤若寒蝉时，帝王们便不知不觉卷进了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憎恶情绪之中，而舆论如能使他们及时察觉和改正，他们便有可能避免引起此种情况的因素，避免时也不会牺牲他们的享乐。一般说帝王的宠臣考虑自己比考虑主上多，而帝王却感到得心应手，原因在于，实际上对帝王真心诚意充满友情的效力大都如履薄冰，因此，这样的效力不仅需要深厚的友爱之情和坦率，而且需要勇气。

总之，我在这里胡乱议论的大杂烩无非是我生活经验的记录，对人的心理健康可以起到吸取反面教训的儆戒性示范作用。至于身体的健康，谁也提供不了比我的经验更有用的经验，我介绍的经验是纯粹的，从未因受花言巧语或舆论影响而变质。一提到医疗，经验就成了废物，医疗中的推理使经验再无立足之地。提比略说[52]，谁活到二十岁就应知道回答什么对健康不利什么有利，也应善于无医自处。他可能是从苏格拉底那里学来的[53]，苏格拉底劝他的门生最好把自身的健康作为主要的课题进行仔细研究。他还补充说，如果一个注意自己身体锻炼和饮食起居的明白人不如医生懂得什么对他身体好什么不好，这就令人费解。医学吹嘘自己对检验医疗活动永远有经验，因此柏拉图的这番话便说得十分在理[54]：要当真正的医生，操此业的人就有必要亲自患过他想治愈的所有疾病并经历过他应判断的所有事故和病情。如想医治梅毒，自己得先患梅毒，这有道理。我真愿意信任这样的医生，因为其余的医生指导我们就好比坐在桌前用船的模型平平安安划来划去的人画大海，礁石和海港。要让他去实地干一干，他便不知道从何着手。他们描述我们的疾病，有如城里人用喇叭喊谁谁丢了马或丢了狗，毛色如何，高矮如何，耳朵如何，可是你把狗或马牵到他面前他却认不出来。

为了上帝，但愿某一天医学能给我正确的可以感觉到的救助，那时你看看我会怎样真诚地喊出：

我总算赞成有效的知识了[55]！

——贺拉斯

所有技艺都许诺可以使人保持身心健康，它们许的是宏愿，而且没有哪一门技艺许愿多还愿少。但如今在我们当中以此类技艺为业的人让人看到的效果却比从事别种职业的人效果差。最多可以说他们在卖劣质药水[56]，但谈不上是医生。

我的阅历之广足以使我把我根深蒂固的习惯说得天花乱坠。对想领略其味的人，我已尝试作过斟酒人。就我记忆所及大约有这几条（我的生活方式是根据事物的各种变故而变化的，不过我记下了我最常有的主宰我至今的生活方式）。无论生病或身体健康时我的生活方式都一样：睡同一张床，起居时间一样，吃同样的肉，喝同样的饮料。什么也不增加，只根据我的体力和胃口或多或少减去一些饮食。我的健康在于保证我一贯的状态不被打乱。我已看见疾病从一边离开了我；如果这时我相信医生，他们一定会让我从另一边离开疾病；那样，我会不期然或人为地离开我的生活轨道。我只坚信这一点：我多年养成的对待事物的习惯一定不会伤害我。

应让习惯按它的喜好规定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方面习惯可以作到一切：是西尔塞[57]的饮料随意让我们的体质多样化。离我们不远就有不少国家认为害怕夜晚的凉意很可笑，而夜凉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却十分明显；我们的船夫和农人却又对夜凉嗤之以鼻。你让德国人睡床垫他会生病[58]，让意大利人睡羽绒垫，让法国人睡觉没有帐子和炉火，他们也会生病。西班牙人的胃受不了我们那种吃饭方式，我们也受不了瑞士人的喝酒方式[59]。

一个德国人在奥古斯特[60]攻击我们的壁炉，说壁炉不方便，他提出的论据正是我们平常谴责他们的火炉时使用的论据（因为事实上那种火炉闷热，而且里面燃烧的物质发出一种气味熏得大多数对此不习惯的人感到头晕；我倒不头晕。不过火炉的热均匀，稳定，传得普遍，没有闪光，没有烟，没有我们壁炉的烟囱口带进来的那种风，因此，火炉的温暖堪与法国壁炉的温暖媲美。我们为什么不模仿罗马的建筑？据说，古时候火是从罗马人房舍的外部经过屋基送进去的：热气经过嵌在厚墙上的管子送到所有的房间，管道围绕着所有应该供热的地方。这意味着什么，我在塞涅卡书里的什么地方看得很清楚[61]）。那个德国人听我赞扬他的城市方便、美丽（的确值得赞扬）便开始惋惜我为什么要离开那里；他同时还提出一个最主要的麻烦，那便是别处的壁炉会使我头脑迟纯。他听见有人抱怨壁炉却当成是我们抱怨的，他自己出于习惯已分辨不出他们的火炉也有此弊病。所有靠烧火得来的温暖都使我身体虚弱头脑迟钝。而欧努斯[62]却说，火是生活中最好的调料[63]。我倒宁愿用别的办法取暖。

我们害怕桶底的发酸酒，葡萄牙人饮这种酒却其乐融融，认为那是帝王的饮品。总而言之，每个民族都有多种风俗习惯，对别的民族来说，那些风俗习惯岂止陌生，而且难于接受，令人叹为奇迹。

有些民族只认印刷品的见证，只相信上了书的人，认为只有年深日久的真理才可信，对这样的民族我们有何计可施？人把自己的蠢话放上印模时，蠢话就抬高了身价。对这种人说“我读过”就比说“我听说过”分量重得多。而我却同样相信人的嘴和人的手，我还知道无论说话或写字都可能会不谨慎；我尊重当代有如我尊重过去的年代，因此我乐意援引奥鲁·盖尔[64]和马克罗布[65]的话，也同样乐意援引我朋友的话；我既援引他们写的，也援引我亲眼看见的。正如别人评价德操时认为德操并非越久远越伟大，我认为真理并非越古老越富于智慧。我常说，让我们追随外国和经院式的范例，那纯属蠢行。那些范例之富于教益犹如荷马时代和柏拉图时代的范例对当今之富于教益。我们千方百计以引证为荣却不力求说真话，不是吗？仿佛去瓦斯考桑或勃朗廷[66]的店里找论证比从我们村里发生之事找论证更有说服力似的。或许因为我们没有头脑精选并利用我们眼前发生之事迅速作出判断使其成为范例？因为我们如说我们没有足够的权威使别人相信我们的证据，那是毫无道理的。依我之见，我们如善于从最寻常、最普遍、最熟悉的事物中得到启示，最伟大的自然奇迹，最出色的范例便可形成，尤其在涉及人类活动的课题时如此。

谈到我这个主题，先把我从书上得来的例子和亚里士多德谈及阿尔吉安人安特罗尼库斯[67]穿过利比亚的干旱沙丘而不喝水的事放在一边不谈，一位出色完成过多项使命的绅士就曾在我在场时谈到他在盛夏从马德里到里斯本没有喝过水。在他那样的年龄他的身体称得上相当健康，他告诉我，他可以两三个月甚至一年不喝水，这是他生活习惯中唯一的不寻常之处。他能感到口渴，但他让口渴自动过去，他认为口渴是一种易于自我衰减的欲望；喝水主要出于任性而非需要或乐趣使然。

还有另一个例子。不久前我会见过一位属于法国最大学者之列而又运气不凡的人，他在一间大厅的角落里学习，大厅四周都挂有壁毯。放肆的仆人们在他四周喧闹如故，他对我说（塞涅卡也说过大体相同的话[68]），他是在利用这种喧嚣，给人印象仿佛在嘈杂声冲击下他在修炼中能更好自控和入静，仿佛鼎沸的人声可以使他的思想在他的内心回响。他是帕多瓦的学生，长期以来他在大型旅行马车的轰鸣和广场的喧闹声中学习，所以他不仅培养了自己不在乎闹声的习惯，而且还会利用闹声为自己的学习服务。阿尔西巴德奇怪苏格拉底如何能忍受他妻子没完没了吵吵嚷嚷的脾气，苏格拉底回答他说：“就跟有些人习惯听运水车车轮惯常的声音一样[69]。”我恰恰相反：我性情柔弱，极易震惊。当我的思想处于自我封闭状态时，连苍蝇最微弱的嗡嗡声都可能引起我极端的烦躁。

塞涅卡在青年时代严格遵循塞斯提乌斯[70]的先例，不吃可能导致死亡的食品，但一年之后，他说他已愉快地放弃了他的榜样，他之所以放弃，只因不愿被人怀疑自己在模仿某些新宗教散布的戒律。他同时又按阿塔卢斯的格言生活，坚持不睡软床垫而睡硬床垫直到老年；软床垫使身子往下陷，硬床垫却能使身子挺直。当年的习惯使他认为难于忍受的东西，按如今的习惯我们却视之为柔软舒适。

请看我的粗活工人与我本人有着怎样不同的生活习惯：连斯基泰人和印度人都不会像他们那样躲避我的强制力和我的生活方式。我曾把一些孩子从乞讨中拉出来让他们为我干活，但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我，离开了我的厨房和他们的号衣，这么干只为重新过他们原来的生活。我发现其中一个孩子离开我之后靠捡垃圾堆中的贻贝当午餐，然而我再请求他威胁他都无法使他放弃他在困苦中感到的那份美味和甜蜜。乞丐有乞丐的豪华和享乐，有人说他们也跟富人一样有自己的尊严和政治等级。这就是习惯的作用。习惯不仅可以使我们适应某种它喜欢的生存方式（不过圣贤说[71]，我们必须选定易于立即适应的最好的生存方式），而且可以使我们适应变化和变动，这是它最宝贵最有用的课业。我体内最优秀的气质是能屈能伸，从不固执；我有些爱好比别的爱好更正派，更正常也更使我感到愉快；但我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抛弃那些爱好，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也易如反掌。年轻人应当善于打乱自己的生活准则以激发自己的活力，并防止活力衰退因而变得怯懦。靠规则及纪律维持的生活方式是最愚蠢也最脆弱的生活方式。

她如乐意生痱子都按时定量，

那每时每刻都该写在占星书上。

如她擦眼睛时眼角发痒，

她得占卜之后再把眼药水点上[72]。

——尤维那尔

如有年轻人相信我上面的话，他往往不得不矫枉过正，否则初试放纵便会毁了自己；他在与人交谈时会变得惹人厌烦、不快。与老实人水火不相容的品质是挑剔和坚持某种特殊的行为方式，那种行为方式之所以特殊，是因其不能顺乎自然，机动灵活。自己无能而让别人干，或不敢做同伴能做的事都很可耻。这种人还是守住自己的厨房好！去别的任何地方他都不合时宜。但军人要如此就更恶劣而令人难以忍受了，正如菲洛波门[73]所说，军人应习惯于生活的多样性和变化无常。

尽管我已尽量养成自由自在漫不经心的习惯，但出于懒散，我在逐渐衰老的同时仍注重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我的年龄已不允许我再受教育，今后我除了保持原状已不可能把眼光放到别处），在一些事情上，习惯不知不觉在我身上打上的烙印已太深，因此我把抛弃习惯叫作过分。不必作试验，白天我肯定睡不着觉；两顿饭之间我不能吃点心，也不吃早饭，晚饭后时间不够长便不睡觉，必须在足足三小时之后才上床；我只在睡觉之前繁殖后代，而且从不站着做爱；我不能出汗不擦，不能喝白水及纯酒解渴，不能光头呆的时间太长，晚饭后我从不剪头发。我若不戴手套，我会像不穿衬衫一般感到不舒服；我饭后必须洗脸，起床后也要洗脸；我床上必须有床帐和床顶，跟有别的必需品一样。我用正餐可以不铺桌布[74]，但若照德国方式吃饭，不用白餐巾就太不方便：我比他们更易弄脏餐巾，意大利人却弄不脏；勺和叉子对我帮助也不大。我感到遗憾，人们已开始紧跟帝王的生活方式：端一次菜就换一次餐巾，换一次盘子。我们知道，勤奋的军人马利尤斯[75]在逐渐衰老时对自己的饮料十分讲究，喝饮料时也只使用自己专用的高脚杯。我也自己放任自己，光用一定样式的酒杯，不乐意使用普通的酒杯，也不喝普通的饮料。与发亮的透明材料制造的杯子相比，所有的金属杯子我都不喜欢。但愿我的眼睛也尽量意识到这一点。

我把我多种柔弱的表现归咎为习惯使然。我也有与生俱来的柔弱之处：一天之中吃两顿饱饭必然使我的胃受不了，干脆少吃一顿饭又会使我的肚子里充满气体，使我口干舌燥，食欲猛增。露水长久不散也会损害我的身体[76]。由于这几年经常整夜都在为战争徭役奔忙，一过凌晨五六点我的胃便开始捣乱，还伴有剧烈的头痛，不呕吐到不了天亮。别人去吃早饭时，我便去睡觉，从那一刻起，我又与以前一样快活了。我在过去老听人说露水从夜里开始蔓延开来。前几年我长期与一位庄园主过从甚密，他却深信露水在太阳偏西时及太阳落山前一二小时最厉害也最危险，所以他小心避开那时的露水却并不重视夜里的露水。他想让我铭记的是他的感受而不是他的话。

怎么！怀疑本身和探究竟能冲击我们的心扉并使我们发生变化？凡突然屈从于此种倾向的人都会自我毁灭。我为好几位绅士感到可怜，他们听信医生的蠢话年纪轻轻便把自己完全禁锢在屋子里。宁愿患感冒也不应借口不习惯而永远不与作用非凡的共同生活打交道[77]。讨厌的知识，它贬低了一天当中最美妙的时刻。我们应当保持最大限度的身心健康。人往往在坚持中变得坚定，而且能在坚持中纠正自己的体质，凯撒就通过蔑视和破坏而克服了他的癫痫病。人应当遵循最正常的生活规则，但不应当成为规则的奴隶，除非强制服从某规则（如果确有此种规则）于人有益。

帝王哲人大便，女士们也大便。公众生活当然应该合乎礼法，但我的生活纯属个人，而且默默无闻，所以享有礼法豁免权；军人和加斯科尼人的素质也偏于鲁莽。对此项活动我要谈如下几点：有必要把大便推迟到夜晚某个规定的时刻，要强迫自己养成习惯；要像我过去那样加以控制，而不要像如今我逐渐衰老时这样屈从自己，比如操心大小便必须在特别舒适的地方和特别舒适的便桶上进行；也不要大便的时间太长，懒懒散散从而妨碍别人。话又说回来，要求最脏的例行事务进行得更妥贴更清洁难道就不可能得到原谅？“人天生是清洁讲究的生物[78]。”在人类所有天然活动中，我最难忍受的是大便被打断。我见过一些军人为自己肚子的不规则而烦恼；我的肚子和我自己倒从未误过规定的时间，即下床的那一刻——只要没有什么急事或急病打扰我们。

我曾说过，我不对“病人只有安安静静继续按他们惯常的生活方式生活才能更安全”这点进行审判。无论什么样的变动都会惊吓人伤害人。你们去让佩里古人或吕克人相信栗子对他们有害，让山民相信奶和奶酪对他们有害！你们去命他们过一种全新的而且与他们一贯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生活！这样的变化连圣人都难以忍受。你们去吩咐七十岁的布列塔尼人喝水，去把海员关进一间蒸汽浴室，去禁止巴斯克仆人溜达：你们剥夺他们活动的权利，其实就是剥夺他们的空气和阳光。

生活的价值竞如此之大[79]？

我们被迫放弃自己习惯之日

便是活着不再为了生活之时。

糟践呼吸的空气引路的阳光的人，

我是否该把他们看成活人[80]？

——高卢

如果说医生没有作别的好事，他们起码作了这件好事：使病人作好了死亡的思想准备并逐渐破坏以至取消他们的生活习惯。

无论健康或生病，我都乐意满足折磨我的食欲。我把大权授予我的欲望和癖好。我不喜欢以病治病。我憎恶比疾病更令人烦恼的药物。易患腹泻同放弃吃牡蛎的快乐，两者的损失无异于半斤八两。疾病从一边刺痛我们，清规戒律从另一边刺痛我们。我们既然任随自己受骗，那就不如快活过后再去冒险。天下人向来违背常理，认为天下事凡不困难者皆无用，轻而易举之事皆可疑。幸而我对许多东西的食欲都天生与我的胃的健康协调一致。在我年轻时，火辣辣的刺激性调味汁十分合我的口味；后来我的胃不喜欢此类调味汁了，我的口味紧随其后，也不喜欢了。酒对病人有害，我的嘴憎恶的第一件东西便是酒，而且憎恶之情再也无法克服。我接受得不愉快的东西对我皆有害，而我如饥似渴十分乐意接受的东西绝不会危害我；我从未接受过使我感到愉快但又对我有害的活动。因此我总让医学结论为我的快乐作大量让步。在我年少时，

那时闪闪发光的丘比特在我周围飞舞，

他在藏红花色袍子中显得光彩夺目[81]。

——卡图鲁斯

我跟别人一样随意控制着我的欲望，又放肆又轻率。

我不无光荣地战斗了[82]，

——贺拉斯

不过，与其说是跳跃式的战斗，不如说是长期的持续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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