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阐述，以秦汉帝国的官僚品位结构及其变迁为对象，那么什么是“品位结构”，就应先予以阐明。虽有句话说是“细节决定成败”，但那只在特定意义上才有效吧；《孟子·告子上》则云：“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细节考察是在整体考虑中获得意义的，而整体考虑要以一些基本概念为前提，它们应能互相支撑、形成系统。本章的目的，就是对“品位结构”研究的那些前提性概念进行阐述，以期为本书其余各章的讨论，提供一个较具系统性的框架；让随后对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的性质、特点与变迁的阐述，得以在其中展开。也许有人认为，构建理论不是历史学的任务。但这问题其实不大。只须这么想：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而不是为了符合“历史学”，就成了，不必画地为牢。也许又有人认为，使用模式是简单化，是主观剪裁历史。其实那是个思想方法的误区。理解历史与社会不止一种手段。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模式的功能就是简单化，从而使真实的世界更易于理解。”(1)使用模式肯定会发生简化，会忽略一些东西，但它也能提供其他手段（如叙述）所看不到的新东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种结构功能研究，而结构性分析需要借助模式。模式以简化的方式使史实易于理解，但那并不等于说由此而来的论述和证明也是简单粗糙的。相反，可以通过努力，而使之充实、丰满和精致起来，而那就是我们的尝试方向。

一　品位结构：分等与分类

中国官阶制经历了三千年的连续发展。早在周朝，官员组织就颇具规模了，相应也出现了最初的官员等级制，如公、卿、大夫、士那样的等级。此后帝制的两千年中，王朝使用过的位阶序列，形形色色而蔚为大观。像周代爵命，秦汉禄秩，二十等爵和封爵，魏晋以下的九品官品，九品官人法的中正品，将军号，散官，唐朝文武阶官，勋官，宋朝的寄禄官，科举功名或学历，以及各种分等授予的加官、衔号，等等。“官阶研究”的提法只是为了便利，是简化了的。禄秩、官品等可称“官阶”，而把“爵”或“勋官”之类说成是“官阶”，其实不尽妥当。“官僚等级管理制度研究”的表述，可以涵盖更多等级序列，甚至把各种具有品位意义的安排都容纳其中，例如朝班、舆服及各种礼制等级。不过“官僚等级管理制度研究”的表述也略失“技术化”了，给人一种只在管理技术层面上讨论问题的感觉，其实传统位阶品级向人们展示了更广阔的政治、社会甚至文化意义。

前所列举的各种等级序列，以往的学者已提供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是分别考察的，例如封爵研究、官品研究、阶官研究，等等。这里想尝试的则是一个综合性观照，不但分别考察各种等级序列，尤其要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即，立足于不同位阶的特定功能，进而观察它们是如何互相组合搭配在一起的，组成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所谓“品位结构”。扫描历朝位阶，能看到各种序列的各种组合样式，例如周有爵命，秦汉有禄秩、二十等爵与封爵，魏晋南北朝有官品、中正品、散官、军号，唐代则是品、阶、勋、爵相互配合。这就提示人们，历朝的“品位结构”是不断变迁的。毋庸赘言，揭示这种结构及其变迁，对认识中国官僚政治与制度，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要把官阶结构表述为“品位结构”呢？还得回到官阶研究的对象上来。面对各种位阶品级之时，我们想弄清什么？在这时候，我把官阶研究对象概括为两点：官职的分等和分类，官员的分等和分类。下面加以阐释。

也许有人认为，官阶主要是用于“分等”的。但那看法并不全面。“分等”是官阶的主要功能，但官阶也用于“分类”。“分等”和“分类”问题的产生，来自官僚组织的结构特征。官僚制是一种“科层制”，其结构特点就是分科分层。“分层”就是“分等”，“分科”就是分类。各种职位，是被配置于不同的“科”、“层”之上的。“事”必须由“人”来承担。行政事务之所以用“职位”做最小单位，是因为“职位”对应着一个人，是分配给一位官员的一份权力、责任和资源。所以等级管理的对象，除了“事”之外还有“人”。“人”的等级管理，显然构成了官僚组织的又一个子系统，如其考核、任命、薪俸、待遇、奖惩、培训等等。简言之，官僚组织除了职位结构之外，还有一个人员结构，二者都要分等分类。

官员不仅是一个行政工具，也是一个身份主体和利益主体。他的职业动力在于寻求更高地位和更高报酬。为保障其身份与利益，有时候就要在职位的等级与类别之外，另行安排官员的等级与类别，为之制定相应的位阶，以体现其资格、地位与薪俸，保障其升降调动，并以此实施激励奖惩。那种独立于职位结构的官阶，就是“品位”。“品位”是官员的个人级别，是其待遇、资格和地位的等级，而不是职位的等级。现代文官等级制被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职位分类”，一类是“品位分类”。若简单说来，只给职位分等分类，不为官员个人设置级别的等级制，就是“职位分类”。在这时候，官员居于什么职位，就是什么等级，其地位依职而定。若在职位分类之外，另行为官员个人设置级别的，就是“品位分类”。这时官员的实际地位，是由职位等级和个人级别综合决定的；职位等级与个人级别未必一一对应，有较高级别任较低职位的，也有级别较低但职位较高的。“职位”必须被纳入不同的等级和职系，“品位”则是“可有可无”的，有时设置，有时候就不设置。很容易看到，两种分类，就是对职位结构与人员结构二者关系的不同处理。

发达的文官组织总会有一些基本的共性，中国传统文官制度并不例外。有学者这么说：中国传统官阶只管分等，不管分类(2)。其实不是那样的。古代很多官阶安排与“分类”相关。战国以下，官分文武。汉代文官与武官即有清晰区分，而且体现在官阶上了：武官都被列在“比秩”上，使用比二千石、比千石、比六百石等带“比”字的秩级。战国秦汉还有一种“宦皇帝者”，就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职类概念，这个职类也用“比秩”(3)。唐代阶官，有文散阶与武散阶之分。宋朝的医官有专用位阶，与今天所谓“职称”无大区别。到了金朝，天文官、医官、内侍和乐师，都有了专用“职称”了，它们各分25阶。可见中国传统官阶并非只管分等，不管分类。然则“分等”和“分类”二者，都是传统官阶研究的基本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引用过一句俗话：“甚至一只鹦鹉只要学会说‘供给与需求’，就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4)而官阶研究的关键词，恰好也有这么两个：品位与职位。它们就是我们建构官阶研究框架的出发之点。参考现代文官体制的“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概念，我们将使用“职位分等”和“品位分等”二词，指称存在或不存在官员个人级别的两种等级安排。随后的官阶考察，就将围绕职位与人员的分等和分类而展开。单纯的职位结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一般官制研究相重合，不是官阶研究的特殊任务；官阶研究中的职位分等分类，是在其与官员品位的关系之中，被观察、被讨论的。这样，该把什么事项纳入官阶研究的论域，就明确多了；诸多重大问题和线索，将由此而生发出来。

现代文官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根据职位结构来考虑人员结构。即，根据行政需要把职位划分为不同等级和职类，再把适当的人员任命到相应职位上去。不妨说那是一种“填充”的视角：用“人”来填充职位，用中国古语说就是“为官择人”。在那个视角中，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同构的。尤其是实行“职位分类”的政府，可以根据职位的等级和类别来实施人员管理，包括等级管理。在这时候，职位管理是“主体建筑”，人员管理属“配套设施”。

倘若中国古代也像现代政府那样，传统官阶研究就简单多了，因为那样一来，“人”的等级与类别就将等同于或近似于“职”的等级与类别，弄清某“官”属于某品、某阶、某职类，就成了。但传统中国的情况大多不是那样的。中国官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人员结构远大于职位结构。“官人”和“官职”不是一回事儿。“官人”的数量，或说拥有朝廷位阶名号者的数量，远远多于行政职位之数；而那些“官人”，都在王朝人事管理的范围之内，需要用各色位阶衔号来标识区分。

随手举几个例子。秦汉官制虽很简练，但仍有“散官”存在着。如郎官、大夫等等，他们多的时候可达数千人。而且他们不算行政吏员，或说散官不算行政职位。汉朝经常向民众赐爵，拥有爵位的男子数量极其庞大，也许上百万、上千万。那些爵号都得由有司来颁授。魏晋南北朝时，没多少甚至根本没有行政事务的府官、属吏、国官、东宫官和东西省散官，大量充斥着。魏晋还有一种叫“王官司徒吏”的官僚候选人，其等级资格主要是中正品，在曹魏西晋其数量约在两万以上，东晋初一度还达到了二十余万人(5)。北魏道武帝时，仅一次向“诸部子孙失业”者赐爵就达二千余人。北魏还曾向民间的老者版授军号和郡县长官衔，那么只要够年龄就能成为“官人”了。北齐、隋和唐初有一种“视品官”，据李锦绣先生研究，其数量在万人以上(6)，而唐初的职事官数不过两千多员。唐宋朝廷想方设法解决官人的“就业”问题，例如设置员外官、添差官等。宋明清时排队候选者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很多人十数年轮不到官做。选人资格的“等”与“类”，与职门职系、与职位所需专业能力也不完全对称。

类似事例还有很多，暂不赘举。大量的类似事实告诉人们：传统王朝的人员结构、传统王朝的位阶名号的适用范围，远远大于职位结构。简言之，中国传统政府的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在颇大程度上是不同构的。官阶不仅要覆盖官职，还要覆盖所有“官人”。

而那就将影响到品位和等级的结构上。第一，拥有“官人”身份者，在多数情况下远远多于行政职位（通称“职事官”），那么其身份和类别都需要某种品位来确认。第二，朝廷大量颁授衔号名位，将造成大量“一人数衔”情况，从而大大增加了品位结构的复杂性。第三，特定的人员结构，往往会导致特别的职类概念。例如汉代曾用“正秩”标识行政官职，用“比秩”标识非行政官职，后者包括所谓的“宦皇帝者”，“宦皇帝者”是帝国前期散官制度的一部分。早期散官的特殊性，在于其有很强的品位意义，例如构成选官资格；但又不是全无职事，文职散官往往是随机事务的承担者，武职散官有宿卫之责。第四，人员结构还可能反作用于职位结构，从而导致“职事官的品位化”。就是说，有时优待官员和安排人员的压力是如此之大，迫使朝廷把职位用如品位，把职事官当名号用了。官员有其位而无其事，反过来令职位结构膨胀、扭曲了。魏晋南北朝时散官虚位的畸形膨胀，就十分明显。在唐宋间，“职事官的品位化”的巨大冲击，甚至令昔日的省部寺监之官大批量地转变为“寄禄官”，变成了官僚个人的资位尺度，王朝另用“差遣”寄托权责，原先作为职位架构的六部寺监整个被架空，官品近乎失效了。那是中国官阶史的一大变故，不妨说是很“骇人听闻”的。继续观察还有第五，衔号名位的拥有者往往不限于正式在任官员，王朝品位的涵盖面经常超越行政边界，而向民间和社会延伸和渗透。这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向民众中的某些分子颁授名号用作褒奖，那做法构成了调控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二是给特殊群体提供入仕机会，如士人、学子或官僚子弟。“入仕预备队”的存在，进一步扩大了人员结构的外缘。“官僚预备役”经常变成了正式的品位安排。魏晋南北朝的“中正品”就是如此，只拥有中正品并不等于入仕，但已在朝廷人事管理范围之列了。三是官贵家属，如其父母妻子，因“子贵父荣”、“夫贵妻荣”而被给予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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